两阵营激辩要否救市

　　救市刻不容缓 PK 完全没有必要

　　编者按：股市的持续下跌引发恐慌和担忧，希望政府出手救市的呼声越来越大，一些专家学者呼吁政府及时降低印花税，采取措施减缓大小非解禁对市场的冲击，限制恶意圈钱的巨额再融资。但另一种声音则反对救市，认为政府短期救市会伤害制度之本。孰是孰非，究竟要不要救市？相信读者自有判断。

　　胡舒立： 股市不应救，不能救

　　股市自有沉浮，政府不应救，不能救，亦不必救。这本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常识，也是市场监管者理当践行的基本准则。道理非常简单：政府既无法定职责、亦无认知水平来调控作为价格信号的股指，与千万投资者博弈无异于螳臂挡车。如果说，在中国年轻的资本市场，市场基本制度建设重任在肩，管理层选择市场低迷时期推出一些改革政策可以理解；但据此而在主观上竟存以政策救市之想，则错谬之至。至于为了救市而搞短期行为，伤害制度之本，公然给市场以“政府救市”提示，更是断不可为。

　　回首中国资本市场近20年的发展道路，政府出于各种压力，过往亦不乏“救市”行为，但与之相伴的只是一连串败绩。监管者的责任在于信守“三公”原则，维护市场秩序，不是也不可能是保证投资者只赚不赔。当前，股指下滑，救市之声再起，倘监管层在非理性诉求面前躲躲闪闪，讳言“不救市”，只能给不明就里的众多新入市公众投资者徒留侥幸心理和幻想空间，给最高决策者造成无端压力，是一种不负责任之举。

　　“救市论”甚嚣尘上，充分显示了利益冲突和思想混乱。颇有人以近期美联储针对次贷危机的一系列举措，旁证“救市有理”。这不是误解便是曲解。其一，这些举措主要是为了缓解系统性的流动性风险，而非针对股指涨跌，有关决策人士事前事后均曾明言“政府不救市”；其二，这些行动自有其利率、期限等约束条件，并非“免费的午餐”；其三，这些行动至今仍被指责“靠华尔街太近”，颇存争议。

　　监管者当前承受救市之压，还与其尚未彻底摆脱“政策市”的角色错位有关。随着近年来股市“非理性繁荣”加剧，监管层表现出对指数特别的关照，对市场存“慢牛”之想，一度有意以政策人为“调控”供求节奏。今天“慢牛不成反变熊”，凸显“政策市”的尴尬结果。然而，以新的错误去补救旧的错误，只能离真理更远。经验表明，百般呵护非但不能令市场中的上下其手者满足，反而会成为监管者终将无力背负的“十字架”。

　　当前，“救市说”肆无忌惮，传言四起，相当一部分引领者之所以用“亿万股民利益”和“影响宏观经济运行”要挟救市，无非是企图在行情短期波动中渔一己之私利。

　　(摘自《财经》，文章原题为《何必讳言“不救市”》)

　　袁幼鸣： 大涨管，大跌就不管？

　　首先，通观胡舒立的文章《何必讳言“不救市”？》，立即可以得出结论：文章立论的条件是把今天的中国内地股市当作一个已经市场化的市场。但中国内地股市是一个市场化的市场吗？显然不是！在标志市场化程度的一些重要方面，比如股份公司的发行上市准入上，伴随股改，中国内地股市甚至是倒退的。在今天股市的性质判定问题上，金岩石先生近期有精辟阐述。金先生观点的核心是：唯有保持资金和流通市值平衡，才能令二级市场不大起大落，至今内地股市上市发行依旧实行核准制(我的看法是核准为名审批为实)，于是，如何保持资金和流通市值平衡就属于监管责任范围。现在市场暴跌，管理层出台措施让市场重归平衡，这不是什么“救市”而是履行责任。既然胡文把今天股市的基本属性都界定错了，这之后即使妙笔生花、议论生风，均属于混淆视听。

　　不是吗？以胡文反对严控“再融资”为例，胡舒立说：严控“再融资”，其实是以行政手法限制股票供给，显然有悖市场原则。试问，今天的股市难道不正是有悖市场原则地以行政手段供应股票的吗？如果今天股市是按市场原则由股份公司竞争发行上市、投资者自由选择投资标的物的，像一个自由地讨价还价的农贸市场，而不是如同计划经济时期卖“霸王菜”的“工农兵菜市场”，那么，中国平安拟再融资多少尽可以提到多少，16000亿元也行！

　　退一步说，如果胡文主张从现在做起，彻底搞市场化，这类似于在现在这个投资者损失惨重的低点位再搞一次推倒重来，也算逻辑自洽的一家之言。问题严重的是，她的言辞看似设定在市场原则上的，却没有如何从根本上走出政策市的意思表达。试问，以二级市场涨跌而论，政府坐视恐慌性暴跌不管，可否公开承诺，如果涨起来了，不设“政策顶”，不予以行政性打压？过去股市涨，胡舒立认为非常不健康，连续暴跌倒是跌得正常。在文章中，看不到胡舒立已经放弃了市场原则最为忌讳的“双重标准”。

　　胡文中指称主张“救市”的“相当一部分引领者”，“无非是企图在行情短期波动中渔一己之私”。你声称“股市不应救、不能救、亦不必救”，是不是嫌目前的筹码还不够便宜，想捡更便宜的筹码？

　　(摘自《东方早报》，文章原题为《“救不救市”难道是胡舒立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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