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管天价年薪：官与商的价值不可混为一谈

　　“中国平安”2007的年报披露后，公司高管们的“天价”年薪，不仅成了资本市场的公共事件，而且成了舆论近期关注的热点之一。年报显示，该公司有3名董事及高管2007年的税前薪酬超过4000万元，董事长兼CEO马明哲税前报酬更是高达6616万元。

　　“平安”高管们的薪酬之所以引人注目，一方面，在股民圈内，是因为与平安高管的天价年薪相对应的，是该公司股价从去年10月24日的149.28元跌至3月25日的48.3元，流通股股东损失惨重。可是，人家这是去年的年薪呀，今年与绩效挂钩的高管薪酬结算期还没到呢，也许过几个月平安股价又涨上去了。另一方面，在一般民众眼中，高管们的高薪不免使人勾起对收入差距过大的不满。这收入差距过大，按新任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最近的分析，是中国当下诸多社会问题的总根源。总之，垄断行业的国企平均收入大大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国企内部管理层特别是高管与普通员工差距巨大，人们要求明确国企的公益性质，要求限制国企高管的收入，都是完全正当的。

　　但是，具体来说时，我们对“平安”高管们巨额薪酬提出质疑，要以理服人，情绪化的责问不仅无力，而且往往是可笑的。近来，在网上引起众人共鸣的，是一篇题为“国企高管的贡献是吴仪的400倍吗”的文章。

　　这忿忿然的一问，将官与商的价值相提并论，混为一谈，实有两大问题。第一，表现出国人浓厚、浓重、根深蒂固的“官本位”观念。论者似乎义正辞严地反诘，中国平安集团的常务副总经理梁家驹，凭什么年收入是吴仪任国务院副总理时的400多倍。我倒要反问，梁某的薪酬为什么就不能是吴仪的400倍?是不是经商搞贸易的人，应该限制他们的薪酬不准超过某级别的官员?　其实，这世界上体现对一个人的贡献高低评价的尺度并不是只有金钱一个。孙中山早就说过，做官是为做事，做官为了发财的人就不要做官了。代表国家权力的官员的权威感、成就感、社会地位等等，是商人无法比拟的。所以，前几年，美国有个大富豪拿出数亿美元来参加总统选举，可惜打了水漂。在中国，现在已有一些富人拿大把的钱竞选“村官”，有的是为了揽权赚大钱，但更多的只是想扬眉吐气一回。事实上，正因为当官的社会地位与声誉不可以钱财衡量，尽管中国比吴仪有钱的富人成千上万，但在笔者心中没有几个可与吴仪相提并论。由此，也可以引申出，谁怕钱财上吃亏，乃至叫喊当官辛苦，他尽可以退出政界，候补的人排长队呢。

　　第二个问题是，正因为将官员的贡献估值为最高，所以，对国企高管中不该享有高薪的那部分人反而得默认和支持了。

　　有些国企是非驴非马的东西。它享有行政或资源垄断地位，本应是公益性质的;但它们又要赚钱，许多还是上市公司，参与国际竞争。既然政府坚持把国企做大做强，在全球化背景下，就得花大钱聘高管留真人才。特别是在金融类新产业里，没有高薪，人才就流向外资企业了，甚至连有点工作经验的白领都留不住。在全球化背景下，平安公司高管的年薪与华尔街的高管们比，哪里谈得上“天价”呢。可是，我们的国企里的高管并不都是全球化背景下的职业经理人。一些派到国企里的党政干部本来就是任命制的官员，也不可能“流失”到外企去。他们凭什么与那些职业经理人一样拿高薪?显然，我们若用薪金水平来估价一个人的贡献，说吴仪这样的官才能拿高薪，商人不能超过，不是正好为派到国企去的那些党政干部拿高薪做辩护吗?

　　“官本位”的意识真是祸国害人呀!

　　(作者鄢烈山系著名杂文家，现为南方日报报业集团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