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仁平：股市动荡是中国政府的新课题

　　中国股市的走势正牵动着成千上万老百姓的神经。眼下，这支世界上最庞大的散户炒股大军在经历着一段揪心的时期。谁是中国股市的“救世主”？政府还是市场？去年股市狂飙时，股民们最大的担心是政府会出手干预；今年股市剧烈震荡，股民们期盼的是政府应当尽快出手“救市”。这种复杂矛盾的心态反映了中国股市的真实状态：离成熟尚有不少距离而又带着浓厚的中国特色。这对政府的管理能力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考验来得太快了，几乎让政府没有准备的时间。

　　不要轻易地责怪老百姓。在顺利的时候少想一点政府，或根本想不到政府；在困难的时候，多想一些政府，或是干脆要赖上政府，这是普天下所有老百姓的共性。政府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关键时刻老百姓遇到麻烦，当然会先想到政府。更何况，中国刚刚走出传统的计划经济没多久，老百姓对政府有着更多的依赖心理。

　　像许多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路一样，今天的中国也步入了一个金融时代，在经济迅速发展，金融业日渐昌盛的同时，各种金融风险也在迅速地积累。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挑战。我们因经济政策的偏差吃过一些亏，甚至有过一些失败，但我们总能找到改正的方法，总会有改正的机会。一条管道没有铺好，我们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刚修好的马路挖开；进口的生产设备不对路，大不了我们少用几年或再花点钱另买一套。一次招商引资的失败，甚至一个大基建项目的“中途停车”，都不会有今天股市这样的影响面。如今一次股市的震荡则会导致数万亿人民币瞬间蒸发，那当中又有多少是普通老百姓用汗水换来的辛苦钱啊。这样的风险前所未有。

　　从988点到一度冲击6000点，中国股市今天对中国经济的决定性作用是前几年不可比拟的，股市让钱变活了，它已经取代政府成为许多大型企业的重要资金来源，它的运转直接关系中国经济的升级和持续发展。更重要的是，中国股民的激增。开户数破亿、日均开户数30万已经算不上什么新闻，中国股市的涨跌直接关系到众多百姓的经济福利与社会的和谐稳定。这样的影响前所未有。

　　然而，这一切来得如此突然。《华尔街日报》曾这样评论：“中国政府于1990年建立了中国股票市场……现在，中国突然之间具备了一个与其世界第三大经济大国的实力相匹配的股票市场。对于仅仅三年前还被认为无可救药的中国金融体系而言，这真可谓是一个令人惊奇的命运大逆转。”对于这样的大逆转，我们把握得好了，可以使中国经济保持强劲的持续发展动力，把握得不好，就会使中国经济遭受重创。这样的机会前所未有。

　　事实上，从中国跨进金融时代的那一刻，经济风险的含义就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历史反复证明了这一点。1989年12月，日本东京交易所最后一次开市的日经平均股指达到了38915点，人们还没来得及欢呼40000点这一历史性时刻的到来，新年过后，股市便急剧下挫，日本经济经历了“失落的十年”。2001年，美国纳斯达克的崩溃也戳破了“新经济无周期”的神话，美国经济增长也随之放缓。股市这个晴雨表牵动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在今后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发展。有日本学者曾指出，就财富损失的比例而言，日本1990年金融危机的后果几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后果相当。日本惨痛的经验说明，管理层一个经济决策的失误可能会导致这个民族错失整整一个时代的发展良机，并使多年发展的成果付诸东流。没有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敢对股市掉以轻心。

　　无论是从风险、影响或机会来看，对股市的管理和调控已经到了一个关系到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时刻。中国经济的跳跃式发展让中国股市具有了更多的超前性，而政府的管理手段又因陈旧而难以施展。更准确地说，我们还没来得及积累管理经验，就必须面对一个巨大的挑战。对股市加强管理不是要重新回到过去，在“救市”还是“打压市场”之间做出简单的选择，而是要确保股市的稳定发展，确保股市与经济的良性互动，这是一门高超的艺术，需要创造更多的新的宏观调控手段，需要营造出一个更符合中国股市的发展环境。这或许就是中国股市管理、调控的最难之处。但是，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既然中国的现代化是独一无二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尽快调集更多的人力财力资源，找到一种独一无二的中国股市管理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