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金融业的开放与创新来应对股灾

　　在担心欧美经济陷入衰退的忧虑情绪冲击下，全球股灾愈演愈烈，周二香港、台湾地区及日本等地股市集体加速跳水，引发A股市场跟随恐慌性抛售，上证指数跌幅达7.22%，重挫354.69点，以点数计算创下历史最大单日跌幅。随着全球资本市场雪崩，恐慌心理四处蔓延。

　　应对恐慌有两种心态：一是走向开放，以竞争促实力；二是走向封闭，以关门减少感染的机会。目前我国舆论有走向封闭的危险，对于金融衍生品与海外投资的质疑就是例证。

　　要得出正确结论，我们要认识清楚如下前提。

　　第一，毁灭性的金融危机是否已经到来？

　　对这一点，不仅在其他国家，在美国本土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议。华尔街在颤抖，仿佛空气在燃烧。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卢卡斯等经济学家仍然看好美国经济，认为只是“结构性危机”，绝非全盘危机。

　　应该说，这并不是一个席卷全球的毁灭性金融危机，而是长牛市场的一次风险的突然释放。

　　应该说，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市场上涨的时间太多，积蓄了太多的风险。美国经济在过去的25年里仅遭遇两次不太严重的衰退，始于1990年终于1991年初历时8个月的衰退，美国GDP下降1.3%；同样历时8个月的2001年衰退，GDP仅微幅下降0.4%.不仅美国经济如此，从小周期来看，全球新兴资本市场在经历五六年来的上涨期后，也需要经历泡沫清洗期。在2002年底到2003年年初，印度股市的指数涨幅超过了500%，巴西上涨幅度超过了270%；俄罗斯从2001年开始，在过去的6年里涨幅达到700%.如此涨幅是不可能撑过一个长周期的，只有挤出部分泡沫之后，才能为下一轮泡沫调控留出空间。

　　衰退被人为扼制，互联网泡沫崩溃本应伴随着金融泡沫的破裂，但一泻千里的低息政策使金融资本市场的泡沫得以继续累积。本该下挫的市场没有下挫，迟早会迎来报复性下跌，美国次贷危机就是一个最佳释放口，其信用风险直指金融资本市场，不再借助某些行业进行风险释放。市场用次贷危机来警告傲慢的货币政策，那种认为经济周期可以通过人为调控化解的想法，是危险的。

　　第二，次贷危机是不是金融业开放与创新的必然结果？

　　将次贷危机归咎于金融业开放与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无异于缘木求鱼的结论。事实上，次贷危机的罪魁是不诚信，以及对表外资产监管的放松。西方资本市场将评级机构、四处贩卖次级债的投资机构以及监管部门当作罪首，原因不在于市场的开放和创新，而是这些机构或者渎职，将高风险资产评为低风险的优质资产，或者明知表外资产质量不高，却迟迟不透露给投资者。同样，监管层在市场上升期对风险的忽视难辞其咎。因此，此次风险不是金融创新产品的风险，而是一场刮遍全球的信用风险。

　　不论是市场的上升期还是下降期，也不论是怎样的投资品种，只要缺乏信用都会造成市场危机，只不过是暴露迟早而已。反过来说，正因为有了金融创新产品，有了全球化的资产配置，欧美的金融机构才能将风险降到最低。

　　第三，次贷危机究竟对中国有何影响？

　　美国经济衰退阴影会冲击中国的出口经济，但即便没有次贷危机，中国也处于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期，政府已经通过税收等政策抑制高耗能低价主导的出口产业。撇开这些，中国国内消费增长仍然可观、通胀将受到控制、人民币升值速度加快，中国的实体经济前景仍被看好。对中国来说，最大的风险是在行政主导下，金融资源的错配，但这显然没到爆发周期。

　　从全球资金的流向来看，去年有400亿流向新兴市场，随着次贷风险的增加，中国成为国际资金安全岛的格局还没有根本改变。

　　目前国内“货币战争”等阴谋论流行，我们应该格外警惕市场封闭论调再起。历史经验表明，封闭的金融市场几乎让我国金融机构在本世纪初陷入技术破产的困境，而家电、制造业的开放，恰恰让中国制造走向世界，因此，在全球金融时代，我国金融业开放与创新应该加快而不是放缓。面对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股灾，中国应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来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