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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改奠定超级牛市 国家受益最大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0月06日 09:59 华夏时报

  本报记者 官建益 北京报道

  沸腾的牛市让人难以想象。2007年9月28日,沪市登上5552点高点。

  从2005年6月6日的上证综合指数的998点起步,到2007年9月28日,单从指数计算,沪深股市上涨超过550%,而以个股计算,1/3以上的个股涨幅超过10倍。

  如此巨大的涨幅来源于哪里?

  “如果没有2005年6月正式开始的股权分置改革,就不可能出现这样的良性局面”,上海睿信投资董事长李振宁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湘财

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金岩石则表示,“股权分置从根本上解决了大小股东利益分割的顽症”;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纪鹏则在改革之初公开挑战当时流传甚广的悲观言论“三万言书”,提出“必须为中国成功的改革方法论在资本市场占据主导地位而战”。

  这三人可以说是中国内地资本市场实行股权分置改革最坚定的支持者和倡导者。2005年6月发轫的大牛市一发不可收拾,市场的普通投资者获得前所未有的收益,券商、基金、QFII的收益更是丰厚,但东方证券研究所分析师梁宇峰早在2007年1月30日晚就语出惊人,他认为此轮行情的最大受益者是国有大股东,也就是国家。

  无论如何,在十七大召开前夕,我们都有必要回顾这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适时启动股改

  “如果在2001年上证指数达到2245点时宣布股份制改造开始,你认为结果会是怎样?”长期从事证券研究的财经人士谷立志先生这样反问记者。

  稍作停顿,他说,实际上管理层没有在那时宣布股份制改造开始,而是捅出了国有股减持的消息,但就是这样的消息,让本已走完牛市完整5浪的股市找到了下跌的理由。从此,沪深股市一路走熊,时间延续到2005年6月。漫漫熊市一直走了4年,成为中国内地股市成立以来时间最长、市值损失最大的熊市。

  记者在长期采访证券市场的过程中发现,在股市这一段长期的下跌过程中,对于股权流通性割裂的危害,从争论到基本一致,一直到各方呼吁改变这种状况,其实是为国家推出股份制改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当时表示:“我在寻找严重损害中国资本市场风险与收益匹配机制的“元凶”的过程中,愈来愈发现股权流动性分裂即股权分置给中国资本市场带来了相当大的危害。”

  他认为,正是因为其在客观上使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处在了不平等的状态,才导致中国资本市场缺乏一个坚实、平等的制度基础。多少年来,中国资本市场从结构上说都处在一个不正常的状态。这种结构上的不正常状况,主要指股权分置的现状。它严重影响了投资者的市场预期机制,是阻碍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最严重的制度障碍。

  这样的状况必须改变。

  2004年春已经有两会代表联名上书要求改变这一制度性的缺陷。这时市场已经从当初对国有股减持的恐慌中逐步恢复过来,改变股权分置已经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刻,尽管有部分中小投资者仍然将股改带来的全流通视为洪水猛兽。

  2005年4月30日,中国证监会宣布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正式拉开了股权分置改革序幕,5月30日中国证监会、国资委联合发布《关于做好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要求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股权分置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改革试点工作的平稳推进提供有力支持。

  但是市场的惯性下跌思维仍然在延续,在部分普通投资者看来,股改的不确定性仍然在影响着市场,有人仍然将股改视为特大利空。2005年6月6日,上证指数下破千点,股改的洪水似乎要将股市淹没。

  “但是,我们感觉到的情形是反常,因为股改从制度上解决了长期困扰股市健康发展的一股独大问题,第一次让大股东的利益与流通股股东的利益一致,第一次让市场有了控股一家上市公司的冲动和可能。这样的制度性变革带来的应该是市场的机会而不是灾难。”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周友苏2007年2月6日在成都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说。

  市场终于在2005年6月6日转向,而那一天正好是4家公司开始股权分置改革的起始日。从此,一轮波澜壮阔的牛市展开。但是,当时市场多数人士仍然将这次市场的转向定义为反弹,市场的熊市思维绝非一时所能改变。

  国家成为牛市最大受益者

  转瞬之间,时间来到了两年后的2007年9月28日,这一天股市的指数达到了5552点。

  我们处于大牛市的第一次顶峰,有必要对我们的所得作出一次盘点。散户、大户、券商、基金、QFII,在这一轮行情中都有斩获,但收益却大不相同。对于多数散户,他们的收益在弥补了2001年至2005年5月熊市的亏损的基础上还大有斩获;基金在此轮牛市中彻底改变了市场对基金的嘲笑,成为中小投资者的新型投资工具;而QFII则可能赚得盆满钵满,他们的资金不是最多的,但平均收益率却非常高。

  “但是,真正受益最大的还是国家”,东方证券研究所分析师梁宇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果把沪深证券交易所的所有股票看成一只股票,那国资委作为最大的股东,在近200%的大盘升幅中,其股票升值的总体收益远超过所有团体的总和。

  这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在完成股份制改造后,两市2/3的原非流通股将逐步进入流通变现,而在这些非流通股中70%以上是国有股或国有法人股,其变现升值产生的收益将在数万亿元以上。

  同时,大量新的国有股份制企业上市,国家作为大股东成为最大的升值获益者。仅工商银行一家,3000多亿股每股净资产仅1元多的股票已经升值到最高的6元多,仅此一项的浮动盈利就在1万亿以上。在2006年大量上市的大盘国企股中,这样的股票还包括中国银行大秦铁路中国国航大唐发电广深铁路等,每只股票的浮动盈利都十分惊人。而在2007年大量上市的南京银行、北京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海油服、中国神华等股票,巨大的浮动盈利更是十分惊人。

  每月数十亿的印花税收入成为国家税收的重大来源。按照目前每日两市成交2000亿元计算,按“5·30”调整以后的印花税率计算,国家获得的印花税收入每天是6亿元,一个月按20个交易日计算是120个亿,一年就是1440个亿以上,相当可观。

  同时,由于股份制改造的完成,大量的国有股作为大股东的股份制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得到改善,未来的收益更有保证;作为证券市场基石的上市公司的改善,将从根本上保证证券市场的长治久安;而资本市场的长期走牛极大地支持了国家经济的发展,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真正的晴雨表。周友苏更从制度层面看待国家在此轮行情中的经济社会收益。

  他认为,由于此轮行情非常好地完成了制度层面的基本建设,未来由于市场消除了股权分置的巨大阴影,资本市场的魅力将进一步显现,国家利益的进一步体现是必然的。国家成为牛市最大受益者的提法是合乎逻辑的。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股改的巨大成果将极有可能被写入十七大文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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