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二十年：潘多拉魔盒里跳出的金牛

　　从有股份制企业和股票交易开始的20多年来，股市这个潘多拉盒子给中国带来了太多的东西，而现在，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财富。

　　在2007年，中国股市总市值已经超过GDP，成为全球最受注目的新兴市场之一。很多股民这两年在股市获得的财富，甚至等于多年辛苦劳作的回报。更重要的是，全民的理财意识，正被股市这个潘多拉盒子的魔力唤醒。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曾说，股市试对了就放开，试错了还可以关掉。1987年经济学泰斗弗里德曼来到深圳考察深发展发行股票的情况，他对后来的深交所第一任总经理王健说，股市是魔鬼，潘多拉的盒子一打开就收不回去了。

　　中国的股市就这样试着开始了，从有股份制企业和股票交易开始的20多年来，股市这个潘多拉盒子给中国带来了太多的东西，而现在，投资者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财富。

　　在2007年，中国股市总市值已经超过GDP，成为全球最受注目的新兴市场之一。很多股民这两年在股市获得的财富，甚至等于多年辛苦劳作的回报。更重要的是，全民的理财意识，正被这个潘多拉盒子的魔力唤醒。

　　“中国的证券市场是基层干起来的”

　　和农村联产承包制一样，城市里的企业股份制，也是在上无政策的情况下，先由基层开始探路。

　　1984年11月18日，《新民晚报》上的一则小消息揭示了一个伟大时代的开端：集体所有制的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将对社会发行1万股，每股50元，采取集体、个人自愿认购股票形式来筹集资金。这一股票由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发行，这也是新中国第一单投行业务，后来从工行上海分行脱胎出了现在的申银万国。

　　令弗里德曼这些外国人闹不懂的是，飞乐音响以及后来的深发展的股票，都是“保本保息、自由退股”的，很有社会主义特色。

　　但这毕竟是一个开始。有了股票，就应当有交易，以满足股份流通的需求。在飞乐音响股票发行当年的7月，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草拟了一份股票暂行管理办法，其中第七条规定：“股票持有者如要出让股权，可委托银行信托部代为销售转让，或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

　　1986年9月26日，工行上海分行信托投资公司在静安区开设了全国第一个股票柜台，当日成功交易飞乐和延中股票1700股。申银万国前总裁阚治东提起这段往事时颇有神采，在他看来，中国两大证券市场之一的沪市，就是从静安营业部发端的。

　　深圳的动作慢了一点，但是也不含糊，王健和他的同事们同样够胆吃螃蟹。王健与上证所首任总经理尉文渊有很多相似之处，最直接的，他们原先都是银行系统级别并不高的干部，因为年轻有闯劲而被破格提拔，到股市担当了重任。1987年，王健担任深发展银行副行长，开始参与筹备股份制改造和发行工作。

　　有拓荒牛之称的深圳人，彼时却似乎在精明方面比上海人稍逊一筹。1987年深发展的股票发行进行得很不顺利，于是市政府号召党员干部带头认购。

　　好不容易股票发行搞完，王健又遇上头疼的问题：每年的股票分红派息，忙得银行上下乱成一锅粥。无奈，得赶紧成立专门的证券公司张罗这些业务，于是新中国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证券公司深圳特区证券成立了。

　　从黄浦江到大鹏城，中国两大证券市场的雏形基本确立。“中国的证券市场是基层干起来的。”证券界元老阚治东说。

　　　“我们一开始就实现了电子化，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1988年7月，北京万寿宾馆会议决定，由人民银行牵头组成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1990年12月19日，上证所首任总经理、35岁的尉文渊敲锣开市，上证所包括8种股票在内的30种证券开始交易。

　　上证所的首笔交易就是电子化成交。尉文渊说，国际老牌交易所之所以至今没有完全实现无纸化交易，首先当然有交易习惯的问题，但实际上是经纪商和托管商的传统既得利益在作祟。“电子化交易是最符合公开、公平原则的现代化手段，我们一开始就实现了电子化，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17年后尉文渊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老朋友和现在的商业伙伴阚治东在一旁应和。

　　同年成立的深交所，在筹建的时候想搞成公司制，用现在的话说，想法很“符合国际惯例”。与香港不远的深圳，在证券市场的设计方面也显然受到了香港的浸染。王健甚至曾提出一个方案，即成立深圳市人民政府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作为深市的管理机构。

　　深圳没能成立SEC，但是1992年中国证监会作为国务院证券委的办事机构开始运作。在此前后的市场形势，已经决定了必须有这样一个监管机构走上前台，在与股市魔鬼的拉锯战中完善制度建设。

　　1992年深圳“8·10”事件中，出现集体舞弊现象，内部人私自截留和买卖新股认购抽签表。此外一些人大量收购他人身份证以领取抽签表。当年深圳老五股中的原野被立案调查，这家上市公司连续3年亏损，幕后股东更是将巨额资金转移到境外。有关部门对两起事件给予了严肃查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弗里德曼的善意提醒有多么重要：没有完善的制度和遵守制度的市场氛围，那么股市将吞噬掉人的一切良知。

　　1994年，《证券法》开始起草。尽管这部法律存在诸多局限，但是毕竟给中国证券市场的法制建设提供了基础。

　　但是市场的现实是：市场本身的发展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制度完善的缓慢进程。第一代券商们充满了豪情，他们的创新动能是如此强大，以至于膨胀中信用被无限透支；制度与道德的防线是如此脆弱。1995年“327国债事件”中，原本被认为波动小、风险并不高的国债期货品种，也酿成了一场惊天赌局。万国证券总裁管金生赔上了全部身家后恶意透支，而辽国发更是不惜以诈骗获取巨额资金入市。

　　第一批上市公司分化的端倪也已经开始浮出水面。它们中的好榜样万科等，历经近20年成长为市场称道的绩优蓝筹，而另一些则湮没无闻。

　　制度漏洞和与此如影随形的系统性风险，预示着年轻的中国股市将走入一个沉重的阶段。

　　　股权分置改革“开弓没有回头箭”，大国股市再出发

　　当初大量国企上市后，效益并不佳，甚至根本没有核心优质资产。企业发行上市圈了大笔资金，而大股东则以很低的成本控制了上市公司。在股权分置的状况下，大股东的股权不能上市交易，因此公司质地的好坏、股价的高低与大股东并无关系，其利益实现方式也就是尽可能地掏空和转移上市公司资产。

　　股权分置造成了市场机制的严重扭曲，也是一系列问题的根源：大股东不愿意做好上市公司，甚至是掏空公司，价值投资就失去了最重要的基础，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就是这块病灶上长出的毒瘤。

　　2000年以后，一些丑闻开始爆发。基金黑幕、亿安科技、蓝田、银广夏、庄家吕梁等一系列事件，以及大股东对众多上市公司的巨额资金占用和券商大规模保证金挪用，拷问着股市的制度建设，甚至让市场信心一度接近崩溃。2001年，吴敬琏教授的一番话引发股市“赌场”论的大讨论。2005年，上证指数一度跌穿1000点。

　　这种情况下，需要一次彻底的改革。

　　2000年，周小川出任中国证监会第四任主席。证监会开始重点打击黑庄，查处违规上市公司，规范上市公司信披行为和委托理财。由于国有股减持和大盘股的发行，股市开始持续下跌，制度改革遭遇了更加困难的外部环境。

　　2003年，证监会开始为券商综合治理作准备，发布了不得挪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等三项铁律。这一年QFII制度开闸，瑞银证券在第一单中买入了上港集箱等一批蓝筹股，以彰显价值投资理念。这些股票在2006年以后的大牛市中终于体现了价值。

　　德隆系崩盘、南方证券被行政托管、“三九教父”赵新先隐退以及证监会官员王小石涉案，让2004年成了多事之秋。不过这一年年初，支持证券市场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国九条”面世，中小企业板也在这个不平凡的年度成立，中国股市仍有进取之心。

　　2005年5月，在前后历时半年、全国范围涉及市场各个层面的讨论之后，股权分置改革正式启动。证监会主席尚福林的一句“开弓没有回头箭”，为这次改革定了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基调。

　　从分批试点到全面铺开，股权分置改革经过不到一年时间已经胜券在握。2006年中，全流通新股首先在率先完成改革的中小企业板开闸。此后伴随着上市公司盈利状况的改善和流动性过剩的货币环境，股市出现了历史上最大的一轮牛市行情，中国证券市场迎来了一个新的繁荣时代。

　　虽然上证指数迅速攀上5000点之后存在估值过高的短期压力，国民经济证券化的进程也必然蕴藏着风险，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中国要实现经济大国的崛起，缺少一个强大的证券市场就绝无可能。只是制度建设仍然必须持之以恒，因为股市的魔鬼也永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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