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监管嬗变：从96点到5000点

　　

新京报漫画/丁华勇

　　中国股市已走过18个年头。8月18日，在深圳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参与创建中国证券市场的一批老人们坐在“证券市场18年庆典”论坛上。回忆起18年股市风雨，每个人记忆都如此丰满。上海证交所首任总经理尉文渊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股市现在是“黄金十年”。

　　8月18日，在深圳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参与创建中国证券市场的一批老人们坐在了联办组织的“证券市场18年庆典”的一个论坛上。

　　头发已经略白的李青原略微侧过身去，向她左侧的几人发问：十八年来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左侧四人中，年纪最轻的也已年过半百，听到问题，略一思索便有轻松的表情上了眉目。对于他们来说，18年前如在昨日。

　　就在此前一天，深成指逼近16000点，沪指回落4600，而在他们的印象中，指数是从两三百点或者更低的水平开始的。

　　从他们那时算起，中国股市已经从一个试验田，成为新兴市场中最大的

资本市场。上市公司也由最初的四五家，发展到1400多家，市值超过21万亿；市场也从无法可依，到诸多规范和条文维持着市场秩序。

　　虽然资本市场的条文和繁复程度已经是十多年前不能比拟，但就理念而言，在这次联办组织的“证券市场18年庆典”上，证券市场最早的创建者和参与者的经验仍发人深省。

　　监管起自市场要求

　　王健在成为深交所第一任负责人之前，于1987年走马上任深发展副行长。他参与了整个深发展股份制改造与发行

股票的全过程。

　　1987年，深发展在没有人民银行许可证的情况下成立了。随后的1988年，深圳街头出现了很多出售深发展股票的摊点，50或100股一张券，每券1000或2000元。

　　这个事情传开之后，很多人都到了深圳。有的是过来买股票，有的则是来看看中国的股票是什么样子。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德曼也是其中之一。

　　王健接待了弗里德曼。弗里德曼向王健和他的同事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此君说，你们这个股票印刷很漂亮，但更像钱币，而不像股票。你们有证券法、公司法、会计法吗？你们董事会和总经理怎么分工？你们有交易所吗？股票怎样流通？

　　王健挠头，弗里德曼说到的这些问题，当时还没有一个有解的。1988年，中国企业还处在股份制改造的时期，股份制企业尚不多见，法律也不完备，遑论证券交易所。

　　弗里德曼临走撂下几句话：发股票自然是一个好事，但潘多拉盒子打开了，以后的事情就难说了。

　　后来情况的发展似乎印证了弗里德曼的预测。王健说，深发展股票的问题随后就显现了。

　　“当时我们是50股、100股印制的，便于流通，但是没办法及时过户。”王健说，“一到年底分红，来过户的人就人山人海。”这个时候的股票交易中，没有登记公司。

　　1990年，有了登记公司后，情况并没有好转。有了证券商就出现了大户操纵价格的情况，有了登记公司之后，登记公司也不管国有股限制流通的规定，很多股票不知过户到哪里去了，50%的国有股随后急剧缩减至不足20%，王健笑称，那才是真正的国有资产大流失。

　　1988年随后的时间里，又有万科等几家企业发行了股票。这时候公司发股票，市民并不买账，后来深圳市要求党员干部带头买股票，才使得这些股票发行顺利完成。

　　但到了1990年之后，形势却火爆了起来。具体原因至今无人清楚。但当年5月盛传国家将整顿深圳股市，新股将暂缓上市，这一消息刺激了市场。

　　从当年5月25日到6月27日的一个月中，深发展股票涨幅为100%，万科380%，另外三只股票涨幅也从140%到380%不等。排队等待过户的人都站到了马路上。

　　当时国家审计署和人民银行总行的联合调查描述了这一事情的情景：深圳股票价格已与实际价值严重背离，同时非法的场外交易活动猖獗，在炒卖股票高潮的6月份，每天约有2000多人站在证券公司门口围观或私下交易，出现了许多欺骗性的股票交易：有的将已经挂失的股票再度出卖，有的私自涂改股票面值，也有在场外散步各种虚假消息，造成市场混乱。

　　说“场外”交易并不确切，因为当时交易所尚在筹建中。但对于一个规范市场的需求已经出现。终于在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开始试营业。在此之前，上海证券交易所已先获得人民银行批准。

　　催生证监会

　　在沪深两家交易所建立的头两年里，中国并无一个独立的证券监管机构。当时中央对股市的原则是，什么都不做直接认可，只作为实验品。

　　1990年深圳市场疯狂后的11月，时任中央总书记江泽民飞抵深圳参加一次庆典，在返程的飞机上，找刘鸿儒谈了2个小时关于深圳市场的问题。

　　刘鸿儒回忆说，当时被问到的就是，股票市场的试验还要不要保留下去？

　　刘在人行副行长任上10年，主管金融改革和创新，股票市场也可以说是在他的催动之下诞生。刘当时说，相信自己这些老共产党员能够在中国探索出一条资本主义市场发展的道路来。在汇报2小时之后，他得到的反馈是，股票市场可以继续搞，但暂时不要扩大。

　　1991年的3月，在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上，经济学家蒋一苇、刘诗白、厉以宁等人提出了一个建立证监会的议案，编号是1502。他们说，现在的证券市场管理政出多门，需要一个独立统一的机构来管理。

　　所谓政出多门，说的是当时证券商归人民银行管理，而两个交易所归地方政府管理，企业股份制改造上市也归地方管理。

　　但这一议案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中并无响动，建立证监会的想法似乎被人遗忘了。

　　必然的历史总是在偶然情况下被触发。8·10事件加快了证监会的成立。

　　1992年8月9日和8月10日。人们盼望已久的深圳新股认购抽签表发行了。各售表网点门前提前三天就有人排队，9日早上已有了100万人的长龙队伍。

　　上千万张、成捆的身份证，特快邮递至深圳。近百万人排队10个小时，其中有一半时间在倾盆大雨中。到9号晚9点，全部新股抽签表售完。

　　但是，营私舞弊暗中套购认购表的行为被许多群众发现。发售网点前炒卖认购表猖獗，100元一张表已炒到300元至500元。10日晚部分认为其中有诈的人与维持秩序的警方开始冲突，深圳警方拘捕了12名闹事者。随后也增发了50万张抽签表。

　　“8·10”风波后，深市股价指数从8月10日的310点开始猛跌，此后一直猛跌到11月23日的164点才止跌反弹。沪市受深圳“8·10”风波影响，上证指数从8月10日的964点暴跌到8月12日的781点，跌幅达19%。

　　1992年的深圳人口60万，但8·10新股发行之前一下子招来了150万人，地方安定受到影响。当年10月，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兼委员会主任，其办事机构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刘鸿儒回忆说，8·10事件上下震动，导致了证监会的诞生。

　　证监会在保利大厦的5层安营扎寨，但当时首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无钱无兵也无权。

　　当时刘的副手、时任证监会副主席的傅丰祥回忆说，当时什么都没有。没有经费，人也是一批志愿者结合起来的，包括联办的，人民银行的。钱也只有联办带去的一张200万的支票。

　　刘鸿儒到任后的头等大事，除了建立规章，就是从各个部门要权，将归属人民银行和地方的管理权限集中到中国证监会。

　　而对于规章，傅丰祥回忆说，他们当时就订了一个证监会工作人员守则，对证监会本身提了一个严格的要求，包括廉洁，工作纪律等。他说，“我们开了一个好风气，当时的证监会，是一个半官半民的机构，专家组成的机构。”

　　傅丰祥所说的这些特点，部分也投射到了证券市场上：证券市场被市场力量主导。但不久之后这种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327监管变局

　　1994年，在经济学家厉以宁挑头下，《证券法》起草完成。证监会的监管也已进入正常轨道。但看似无事的证券市场即将迎来一场风暴，这一回与交易所国债期货有关。

　　同是交易所总经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尉文渊显得比王健更得意，因为他任上证所总经理之时，年仅35岁。尉的作风也像他这个年纪的人一样生猛———后来也有人把他与管金生、阚治东并称作“证券市场三大猛人”。

　　1990年底开业的上证所被尉文渊弄得有声有色，1991年他们组织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随后允许外地券商进入，实施T+0交易……

　　但1995年春节之后，发生了一件让尉文渊徒唤奈何的327国债事件。尉文渊说，这18年来，记忆最深刻的，从成就上来说，是1992年，当是上证所的许多制度安排，对于今天仍有指导作用；从挫折上来讲，是327国债事件。

　　在尉文渊眼中，这一次事件差点葬送了证券市场前4年的努力———葬送他和管金生的职业生涯还是其次。

　　当时万国证券在管金生的操盘下豪赌327国债期货。327国债应在1995年6月到期，其票面9.5%的利息加上保值补贴率，到期债券每百元应付132元，而交易价格一直在148元上下。

　　当时银行存款利率12.24%，因此市场盛传327国债将提高利率，到期以148元兑付。但管金生认为财政部不会割肉补贴327国债，因此大举做空327国债。

　　1995年2月23日，财政部证实327国债将按148.5元兑付。买国债的老百姓高兴了，但管金生急了。当天下午，管金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国债交易中大举砸盘，仅最后7分钟，万国证券就砸出1056万口卖单，面值2112亿元国债，而所有327国债仅240亿元。

　　交易价格被管金生直线砍下，按收盘价计算，空头管金生盈利16亿元。问题是，当时机构只允许开5万口，万国证券信誉好，最多可开40万口，但管金生甩出的远不止此数，仅1056万口空单，需要的保证金就多达52亿元，账号上有吗？交易所宣布该部分交易违规无效，万国证券亏60亿元。

　　万国证券随后发生挤兑，在后来被整顿后与申银合并，而国债期货也随后被关闭。

　　有人将327国债事件与巴林银行破产相提并论，不管结论如何。尉文渊也知道在交易所的职务是干到头了。

　　但受影响的不止是他的职位，他说，自此证券市场的主导力量发生了变化，政府渐渐主导了市场走向。证监会开始向两个交易所委派总经理，327事件之后，再没有管金生一类的大鳄。

　　而也是在同年，中国证券市场的第一批一线管理者：刘鸿儒、王健、尉文渊，以及上海三大券商负责人：万国管金生、申银阚治东、海通汤仁荣，都离开了股市。

　　建议证监会放权

　　在随后的时间里，中国证监会逐步完善了个项监管措施，打击市场操纵，规范证券商自营，规范上市公司发行等等。

　　但监管之下亦有漏洞，虽然这一时期的已不如8·10和327国债那样重大。其中公司丑闻不乏琼民源、亿安科技、郑百文、蓝田等典型案例，也不乏德隆、格林柯尔等成系公司的崩塌。

　　而今，股权分置改革以后的中国证券市场监管已初步完善，但如何超越？

　　王健提及弗里德曼1988年那些话，在一个没有健全法制的市场中，搞股票等等，肯定会乱的。但他认为，证监会的权力已然过大。

　　他的观点与尉文渊提及的327后的市场转变多少有些契合：市场主体的力量发挥得不够充分。

　　王健说，改革要从证监会开始，证监会应该将权力分下去。在他的建议中，股票发行的审核，交给交易所就可以。而另一些事情证券商可以代劳。但有些需要监管的地方，比如关联交易、虚假报表等却是查处力度不够。

　　本报特派记者 吴敏 深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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