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牛市：历史诱因及内部成因

　　◎李国旺

　　银河基金管理公司 市场总监

　　说实在的，当今沪深股市已成为建设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政府执政能力的平台。正在经历金融体制的革命性变革的中国资本市场，是不能用常规的量化模型测算的，因为体制性革命所产生的效能和效益无法用线性模型来测算，我们只能用行为金融学来分析，即要认真考察国家利益、管理者利益和市场参与者利益，从不同主体利益诉求中发现股市合力发展的趋势，才能为市场投资操作提供坚实实用的理论基础。

　　近30年来的中国体制性革命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核心的农业生产制度革命，是中国农业体制革命。当农业因制度革命而出现大丰收时，农村内部自动出现了劳动力从一产向二产和三产转移的过程，部分农民开始自发开始了创业过程，农村城镇化、农民工人化现象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也大大改变了世界经济的运行过程和发展方向。如果说中国农业的生产力和庞大的农业人口决定了中国的物价指数发展变化，中国农民工的发展状态决定了世界生活资料的价格定位体系。

　　中国三亿民工以通过国际贸易的形式向富裕国家输出了福利，但他们在世界性产业分工中，没有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利益，在做出巨大奉献的同时没有得到相应回报。当前正在设计和筹划的新农村建设，如果从社会保障体制上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如果民工的收入水平能够与物价指数同步上升，如果再在此基础上以和谐社会为指引，在新农村建设中，集中投入交通、通讯等，一旦农业人口的消费欲望进入实际消费，将会再拉动

中国经济高速高效增长10至20年。如果是这样，与农村建设相关的交通、通讯、种子、化肥、粮食等行业将会有持续的高收益。

　　以民工为劳动力主体的外向型企业在向外输出福利的同时，中国也积累了前所未有的外汇储备，国际资本又开始压迫

人民币升值的形式更为巧妙地将中国国家财富转移，比如通过房产和股市的牛市形式，即相关国家的贬值政策是剩余价值进行国际转移的新的形式。

　　第二阶段是上世纪90年代的工业体制革命。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重点转向以城市国有企业管理体制为中心的改革阶段。在从1988年到1998年的10年间，逐步解决了价格双轨制和实施了承包制、股份制等制度改革，从而大大激发了工业体系内部的体制性压力而抑制的生产力。这个阶段的后期，特别是2002年以后，中国人民的吃穿用问题已经解决，国家经济面临着在世界经济中的定位，从而在世界市场分得更多的财富或者价值的问题。中国老百姓勤奋努力，但多数人还不能进入小康，因为中国在世界经济的产业分工中，处于微笑曲线的底端，由于没有定价权，外贸产品仍然以合资企业或者三来一补为出口的主力，结果中国补贴全球，剩余价值(利润)被外国垄断资本通过国际贸易转移走了。

　　不过，无论如何，在整个工业体制改革过程中，以农民企业家为主体的民族工业也迅速发展，并由于在机制、体制上的优势，逐步发展成为国有、外资和民企三足鼎立的形势，而为国有企业提供了另外的管理体制改革上的参考系统。

　　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是一场革命性的思想解放过程。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后，体制改革成功的三标准，即生产力、国力和人民幸福标准，为中国工业体制的全面改革提供了思想武器，中国经济从此真正走向以外贸带动投资，以投资持续增长的阶段。结果，中国可以提供世界上任何需要的消费品，只要有这个需求出现。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推行刺激经济增长的低利率政策，使中国的出口能力充分显示出来，而中国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又为金融改革提供了十分充裕的资金准备。

　　第三阶段是1998年后开始的金融体制革命。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股份制改革是工业体制改革深化的表现。企业上市最初只是一种试点，还不是全党特别是全民的共识。当股市开始承担解决国有企业困难的时候，应当可以定义，金融体制改革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真正开始。

　　金融体制改革以银行改制上市为核心。银行商业化改革使国有商业银行进入市场，中国金融体制由此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化。宏观调控已经由上世纪的以行政政策为主，转向通过金融货币政策与行政政策并举的阶段。中国逐步过渡到可以“数字”化管理的国家，如果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制改革成功，中国将真正进入现代工业化国家。

　　与银行业体制变革对应的是，金融体系内部开始了以解决

股权分置为中心的股市体制改革，它使多年压在迫股市头上的“三座大山”股权分置、分拆包装上市和激励缺位变成了市场发展的三大推手，金融体制变革通过股市的非常繁荣为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注入超级能量，进而激发出了前所未有的超级人气和市场做多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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