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斯勒：逃离华尔街绞肉机

　　本报记者 刘鹤翔

　　在20年的华尔街生涯中，安迪·凯斯勒说他始终如履薄冰。这位被誉为“全明星分析师”的基金经理，在中国股市漫漫熊市结束之际，来到中国，被他的欢迎者们誉为“鹰之行”。但安迪·凯斯勒却认为自己不是鹰，而恰恰是一块“肉”，一块正从股市“绞肉机”里全身而退的肉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演讲开始之前，安迪·凯斯勒先给听众做了一个“美国秀”：台上放起烟雾，凯斯勒头戴礼帽，挥着魔术棒从后台走出。这个娱乐化的出场似乎意味着：能在华尔街玩转资本魔方的个个都是魔术师。

　　凯斯勒演讲前一天，也就是11月29日，沪市窜到了2100点，创了近五年新高。在场的国内基金经理们都认为，“

股权分置”结束后的中国股市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持续大牛市。在这样的行情面前，“凯斯勒方法”无疑能让中国的投资者们多一点理论准备。

　　中国：理想中的“魔鬼市场”

　　来中国之前，凯斯勒的两本书，《华尔街的肉》和《操纵金钱》已经在中国出版。在《操纵金钱》一书里，凯斯勒写道：“很久以前，我就打定主意绝不在亚洲投资。”他认为，在“美国思考、亚洲流汗”的现行生意机制下，仅以制造业为主的亚洲公司，还“没有赚到任何钱”。

　　而现在，凯斯勒忽然在中国市场发现了投资机会，他表示已通过QFII和对冲基金的方式进入了中国市场。2001年，凯斯勒成功避开了网络股灾，从华尔街的“绞肉机”里逃出后，对知识经济下的财富流动路线进行了5年的潜心研究，决定重出江湖。

　　在凯斯勒看来，中国是一个理想中的“魔鬼市场”，中国的人口数量庞大，新技术应用的前景几乎是无限的。在这一点上，中国显然优于印度。

　　“中国市场的潜力非常大，人非常多，而对于这么大的市场来说，只有中国的企业才最了解也最有机会向他们提供这种中国式的服务。所以我讲的创新不一定是产品，不一定是笔记本电脑或者是电话，而可以是一种只有在中国才能用到的服务，这样的服务不可能由硅谷的哪家公司，或者印度的哪家公司来提供。”凯斯勒对《财经时报》记者说。

　　从“令人作呕”的分析师到“斧头”

　　1985年，26岁的凯斯勒穿着褐紫红衬衫、宽松长裤前去潘恩·韦伯的研究部面试。这副行头正是当年刚流行的“科技怪客时尚”装束。他这身打扮显然与华尔街格格不入，一位当年的同事在路上碰到他，知道他的意向后大吃一惊。

　　在面试前，凯斯勒对华尔街几乎一无所知。但他在贝尔实验室电机工程师的履历，让研究部主管很感兴趣。在主管的热邀与3倍薪水的诱惑下，他开始给“了解华尔街的朋友的朋友”打电话进行咨询，却遭到其中一位的怒斥：“你是个白痴吗？接受这份工作！”

　　就这样，凯斯勒成了一名半导体产业分析师，当时的华尔街充斥着各种分析师，“他们负责你所能想到的每一个产业：石油分析师、零售业分析师、饮料分析师、汽车业分析师、保险业分析师……多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凯斯勒说。

　　在经过了最初的摸索后，凯斯勒迅速进入了角色。

　　1986年7月，英特尔公司发生前所未有的巨额亏损，凯斯勒却将之评级为“买入”。因为在亏损的迷雾中，他比别人更早看到了公司在亏损、关厂、裁员后，营运成本的迅速下降。当时公司股价曾跌至16美元。但半年后英特尔开始狂飙，一直涨至60美元。

　　事实证明凯斯勒做出“买入”建议的时候，确实是公司股价的最低点。这是凯斯勒第一个经典战例。如此几次后，凯斯勒成为科技股尤其是英特尔和摩托罗拉的“斧头”——华尔街把那些做出评论后，会对

股票走势产生明显影响的权威分析师比喻为“斧头”。

　　随后凯斯勒一发不可收，他不仅成为了业内排名第二的金牌分析师，更跳槽到了摩根斯坦利，成了科技股分析的灵魂人物。

　　迷雾中的华尔街之鹰

　　凯斯勒说他的首选投资工具是“迷雾”。

　　“很少人能够看清在迷雾当中是什么样的投资机会，但是我能够通过一些非常重要的趋势，在迷雾中找到非常成功的股票。打一个比方，台上的这些鲜花就好比非常值得投资的股票，当这些鲜花被迷雾笼罩的时候，没有人看到它的价值，所以这些鲜花卖得很便宜，1美元就可以拿走；雾渐渐散开，有些人可能会意识到这是个很好的机会，于是它的价值会升到3美元、5美元；雾完全散开，全市场的人都能清晰地看到这些鲜花，于是价格涨到了10美元、20美元甚至更高。但是作为投资者而言，你应当在雾还没有散尽的时候，以1美元或者是3美元的价格买进。”他说。

　　对冲基金造就了许多暴发户。巴菲特、索罗斯、彼得·林奇、罗杰斯、列维和戴维斯，这些投资家的名字曾在上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显赫一时。但是在90年代后期以后，随着美国新经济的出现以及互联网泡沫的破碎，在资本市场上，那样的传奇已经难以续写。

　　“不要相信任何图表和数据模型，它们只是迷雾。”凯斯勒说。从八十年代起，凯斯勒投入了大量精力深入研究公司，从中判断哪些公司真正具有成长性。这种披沙拣金的做法需要一双“鹰眼”，当然还要有强韧的耐心。

　　离开摩根斯坦利后，1996年，凯斯勒与原在摩根任职的朋友弗雷德一道，开始运作一笔小型对冲基金。

　　凯斯勒说他主要投资小型公司。当时，大多数对冲基金沉迷于追随热点挣上30%时，他则考虑那些技术很好、管理优秀，但总有某种障碍导致它们受到投资者冷落的公司，进行长期投资。在他看来，这些公司的障碍一旦消失，就意味着5倍甚至10倍的价值上涨空间。

　　逃离“绞肉机”

　　“华尔街是资本主义强盗上路行劫的用武之地。如果没有华尔街，资本主义之轮和经济全都动不了，我们全都会变成奴隶、愤青，或该死的烙牛肉饼，或者以上都是。”凯斯勒说。

　　华尔街每天都在创造

神话。美国的资本市场规模目前高达16万亿美元，而科技类股票的总价值也达到了2万亿美元以上。有机电工程师背景的凯斯勒，从一开始就与科技类股票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华尔街，他亲眼目睹像微软、思科、英特尔、苹果、惠普这些公司如何由小公司变成了几十亿、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美元的大公司。

　　1999年7月的某一天，凯斯勒应邀与一位神秘的客户共进早餐。客户自称来自巴林，“我们听说了你们和你们的绩效，很感兴趣，我明天早上先汇5亿美元给你们。”一周后，同样的场景在同一家餐厅里上演。这次的客户来自沙特，也是5亿美元。

　　但凯斯勒和他的合伙人拒绝了这飞来的10亿美元。他们认为，当时的阶段不仅不应该再吸纳资金，反而应该把资金归还给投资人。因为市场在癫狂地上涨，而他们的基金应该提前安全着陆了。随后，他们按照预定计划，坚决逐步卖出持股，强制投资人收回投资。

　　2000年底，华尔街网络股泡沫破裂了，这一波行情吞噬了大批华尔街弄潮儿，而凯斯勒则赚完大笔钞票后全身而退。

　　是谨慎救了他。凯斯勒在总结华尔街经历时，再次展现了自己的判断力，“华尔街有句名言，高峰和谷底都不会有铃响，但撒在我们身上的钞票救了我们的小铃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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