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湘源：从恐大到宠大的不和谐音

　　工行A+H给中国股市带来的不仅是量的变化，据说也将带来从“恐大”到“宠大”的巨大转折。

　　“恐大”固然反映了新兴市场的自卑心理，同时也是权衡市场承受能力的综合结果，但“宠大”却未必可以视为市场发达程度以及相应的心理成熟程度的标志。

　　中国股市也许有足够的理由为即将拥有一个号称全球第一IPO的奇迹而欢欣鼓舞，但是，如果说这意味着中国股市离接轨全球第一股市也将不远，不仅理由不足，也十分危险。从中行A开始的超级大盘股海归，并不说明中国股市对于股市扩容的加快速度和加大力度已经具有足够的资金承受能力，实际上，不过是在大批中小盘新股的被迫靠边让路和对外国资本的饥不择食的基础上，所支撑起来的一种紧张的资金平衡。工行A+H也不外乎如此。当然，如果没有国家权力在这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高超调控能力，要想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实现如此超规模和超速度的扩容是难以想象的。不过，如果以为中国股市可以单纯依赖行政力量的推动，持久地实现超越经济基础和发展规律的大跃进，那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中国股市之所以在股改行将结束之际“三步并作两步走”地恢复IPO，一方面是要偿还“暂停”达两年之久的发行欠债，另一方面是有提高直接融资比例的现实需求。后一方面对于全局经济来说更为重要，尤其是事关金融命脉的银行股的上市融资。让

资本市场为国企融资和金融重组作贡献，可以说正是决策层直接推动此事的内涵所在。

　　对于已近熄火的中国股市来说，点燃这把火的重要性不容置疑，但玩火玩大了也很危险。如果按照“股改后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加快

股票发行制度市场化进程”的说法，发行制度从审核体制向注册制迅速靠拢，那么，不要说培养出一个超凡脱俗的全球第一IPO，就是整个中国股市在股票数量和市值规模上走向全球第一也许都不需用太长的时间，但拔苗助长的中国股市也将付出超越市场承受能力的惨重代价———法制环境和公司治理机制尚未与国际成熟市场接轨，不得不接受发达市场的全部缺陷，给自己带来有可能比当初的

股权分置还要严重得多的后置风险。对此，周小川最近表示：在加快发展直接融资的时候要考虑到市场承受程度。

　　其实，中国股市现在就已经提前开始感受全球第一的工行IPO所带来的“幸福指数”的滋味了。据有关统计显示，从5月末至10月9日，虽然沪指累计上涨了144点，但剔除6月以来上市的24只新股的总市值10300亿元后，两市的总市值却缩水近1200亿元。此外，从6月1日至10月11日，两市A股分别有370只、154只涨幅落后于大盘，其中314只股票更是不涨反跌，其中不仅不乏大盘股，而且也不无刚上市不久的新股。这充分表明，新股上市带来的指数虚假上涨虽然不难营造一种中国股市欣欣向荣的表象，却无法掩盖投资者的实际损失。

　　在上市公司质量和业绩没有实质性提高之前，在只知圈钱不思回报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之前，股市容量的盲目扩张既然不可能给投资者带来真正的幸福感，那么，又何从消除人们心理上根深蒂固的“恐大”症呢？就此而言，从“恐大”到“宠大”的转折岂不是一厢情愿的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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