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蒙：走了谢国忠岂要大惊小怪

　　阿蒙

　　有篇文章叫《洋腐败催生新买办》，其中有这样一段：行贿成跨国公司潜规则，调查显示跨国企业在华行贿的事件近十年来一直上升，中国在10年内至少调查了50万起腐败案件，其中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9月20日中新社)。让人感到不安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洋腐败”可能造成的危害的分析，还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而对“洋腐败”可能会催生新的社会阶层———买办阶层，却缺乏足够的警惕。买办无祖国。买办的主要性格特征是依附性，他们在经济上依附于外国资本……

　　据人考证，“买办”一词在我国明代已出现，专指对宫廷供应用品的商人，尚无近代“买办”的含义。鸦片战争前，在通商口岸出现了专为外商服务的居间人，这些人也被称为买办。他们一般是指外国商馆的内部经济和事务，诸如总管、帐房、银库保管以及照管外商贸易、生活事务的办事人员。这些“买办”是中国“公行”的雇员，受封建政府委托，管理和监督外商。鸦片战争后，公行制度被废除，买办不受公行控制而由外国商人自由选择，被外国侵略者所控制。凭借在洋商和华商之间不可缺少的中介人和代理人地位，买办一时成了经济上的暴发户和政治上的特权者。

　　星转斗移。当今，一大批供职于“洋行”的海归被社会称作了精英，“买办”一词似乎销声匿迹了，然而其历史存遗的“买办”痕迹并未完全被抹去，甚至在某方面更加发扬光大。买办有无祖国，暂且不去议论，但祖国始终把“买办”当作游子却是不争的事实。

　　前不久，就职于摩根士丹利的亚太区经济学家谢国忠辞职，就引来了国内许多“惋惜”和“愤懑”。据介绍，谢国忠拥有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97年加入摩根士丹利，此前曾在新加坡的麦格理银行企业财务部工作了两年，在世界银行工作过5年时间。谢国忠辞职，本来也没什么大不了，一个在洋人那儿打工的，怎能用在国内也被淘汰的“终身制”来套呢？由于洋人给了谢国忠一顶“摩根士丹利亚太区经济学家”光环，所以谢国忠每每发言总会招徕“聚光灯”。话说：吃人的嘴软。作为所谓亚洲排名前位分析师的谢国忠，其声音既是本人的，更是摩根士丹利的，不然报道为何要说“离职与电邮内容外泄有关”？

　　简历显示，谢国忠1960年出生于上海，1983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路桥系，1987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硕士，1990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同年加入世界银行，担任经济分析员。从学业和职业上来看，谢国忠只能算半路出家，对

中国经济不太可能有深入了解，按道理在对中国经济的评论上不应该有那样大发言权或影响力。那么，这些“权力”是谁给的呢？摩根士丹利！摩根士丹利造就了“谢国忠”品牌。

　　话说，在做学问上，适合当谢国忠老师傅的，许小年无疑是最佳人选。从简历看，许小年1953年出生，198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工业经济学硕士学位；1981年-1985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1991年毕业于加州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91年-1995年，在美国马萨诸塞州Amherst学院担任助理教授；1996年，任世界银行咨询师；1997年-1998年，任美林证券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1999年加盟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被聘为研究部董事总经理；2004年2月，被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聘为全职教授。在中金公司期间，许小年曾经发表“中国股市推倒重来论”，引发证券市场震荡。

　　据悉，2003年11月中，中国国际金融公司内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主持者为中金公司的掌舵者朱云来。平时鲜少出现在员工面前的朱此次目的无他——向研究部员工验证一条悬疑已有时日的传闻：研究部总经理许小年于2003年年末离开中金。此前，早有消息称许有意离开—— 一说为他与中金高层交恶，一说他在中金两大股东建行与摩根士丹利的公司政治中“站错队”而被迫出局——均为不欢而散。在中金内部，对于许小年的评价也分成两种。喜欢他的人认为他有书生气，坚持个人主见，而不喜欢他的人则认为他性格固执、脾气暴躁。据说这正是他去职的关键原因。评论者认为——无论如何，进入摩根士丹利后，许小年需要尽快调低自己的姿态。摩根士丹利已经拥有一位在业内广有名望的亚洲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虽然在职务上两人不会有直接冲突，但一旦对某一观点各执己见，向来高声发言的许小年将只能保持安静。

　　许小年离开之际，人们最关注的是小年去处，倒没什么情绪宣泄，这或许与小年供职单位的中资“含量”有关，否则打报不平也许不会少，发泄一回“中国式”愤懑，就如同谢国忠被炒后情形一样。其实，不过是一场“书生气”罢了。

　　记得年初，为了一个话题曾与张五常先生斗过气。最终，五常先生以“盲拳打死老师傅”收场，笔者则用“谁又能说张五常不可爱”搁笔。话说，对小年和国忠来说，盲拳打死老师傅的大有人在，胡祖六便是其中佼佼者。胡祖六生于1963年，为清华大学工学硕士，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美国高盛投资银行经济研究执行董事。曾任瑞士日内瓦-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与研究部主管。1991年至1996年间任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IMF)官员，先后供职于亚太局、财政事务局和研究局。

　　据说，胡祖六在各种场合积极呼吁，国内相关机构应消除外资进入金融业的“非理性恐惧感”，他的论据之一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银行不良资产率与该国金融开放度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他还认为认为,关注金融安全问题是完全有必要的。分析指出，作为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胡也切身实践着他的理论。2005年股权交易和并购事件发生频仍，高盛参与了中国网通集团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收购案，及

平安保险公司10亿美元的股权出售案。高盛在亚洲的业务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近1/2，其中收入的50%来自于中国,超过了日本。据说，胡往往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相对其“老师傅”来说，胡祖六高明之处在于“轻声说重话”——你几乎意识不到他是高盛资本的代言人，更像是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

　　常言道：言多必失，事多必误。对于常在河边走的胡祖六来讲，终究会有哪有不湿脚或失蹄的时候。信不信，等着瞧！到时候，可千万不要再去大惊小怪，否则谁都要说你“不可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