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宇：用商业眼光看待金融资本

　　本报记者 黄利明 李欣 北京报道

　　当私募股权投资机构纷纷涌入中国的时候，一场关于威胁经济安全的争论却因凯雷与徐工的收购而引发。从早期倾向鼓励产业资本，到现在私募股权投资风声水起，如何看待外资进入中国，尤其是进入中国的重要行业、基础行业？如何认识私募股权投资的价值和作用？本报专访了研究外商投资21年的商务部外资研究部高级研究员马宇。

　　《经济观察报》：如何看待私募股权投资进入中国？

　　马宇：私募股权基金应该和产业资本区分开。私募这块，体现的是金融资本。

　　产业资本运作会把企业作为全球产业链中的一部分，整体经营形式都是长期的，往往是几十年。但私募基金，看企业有没有发展潜力，让其价值被市场认同，然后变现，而不是把自己定格在产品生产中。就是这种特点，决定了政策问题。

　　以往国家吸收外资，鼓励的基本上都是产业资本。对私募基金，则是一种抵触的态度，甚至说是“敌视”，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把它作为一种投机资本。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后，国内对这类基金的警惕性非常高。我们说的产业资本都是有产品、有技术、有管理，有利于我们吸收学习，提升国际化水平。这种直接投资对国内经济起到稳定的作用。

　　而基金，只是炒作，一般认为没有技术、没有管理，只是资本运营，是增加经济不稳定性的投机资本。所以我国对产业资本比较鼓励。但没有鼓励过基金。

　　我们在吸收外商投资的过程中，从来没有按照商业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事情。外商直接投资，不管是产业资本还是金融资本，目的都是赚钱。

　　《经济观察报》：产业资本VS私募股权？您更倾向于哪种？

　　马宇：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重点，并且不能单要一种忽略另一种。80至90年代，肯定是要把重点放在产业资本上。那时，国家首先要解决生产问题。这种情况下，鼓励进入的肯定是产业资金，先要解决技术装备问题。那时候，进入的外商投资都是资本项下经合。无论是合资、独资，还是“三来一补”，设备都需要进口。因此，产业资本对技术水平提升、营销、产品设计都非常有用。

　　相应的，那个时候金融资本还进不来。即使它们进来，也没有办法操作，无从下手。这样，产业投资是主要的投资模式。一直到20世纪九十年代末，金融资金开始介入国内。

　　当技术与生产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不能完全依靠产业资本做，必须融资。这时基金进来非常及时。它做的是不断发现投资机会，挖掘经济发展潜力。

　　对徐工的操作，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他们不一定专做某个产业，而是用钱，体现为直接投资。实际上它在资本开放的市场作用尤为明显，但我们的股市没有完全放开，不能对国内企业进行资本运作，实际上大大束缚了金融资本的正面作用。

　　《经济观察报》：私募股权更应该投资资本市场，完成它所应该发挥的作用？国内的政策是不是应该发生变化？

　　马宇：中国目前不具备让私募大规模进入的条件，也没有这样的空间。

　　咱们的政策决定了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不同命运。国内的政策，像产业资本，原来该怎么做还怎么做，但是要逐步放开，做一些适应金融资本进入的调整。如适应资本的特点，对私募，不是要求它们拿出新技术、新产品，必须多少年资本不得转让，这是对产业资本合作的要求。

　　现在是需要对金融资本一视同仁的时候了。

　　《经济观察报》：现在的退出机制怎么样？对私募的待遇是否公平？

　　马宇：我们对这方面的投资没有什么待遇区别。原来只是鼓励有现金基础，但事实上是鼓励产业资本。

　　基金虽然不懂产业和研发，但它懂市场，懂资本运作，它对基本企业管理、基本决策都要参与。

　　不同时期，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有着不同的作用。像基金，整体参与企业的运作管理，它给企业带来的管理影响非常大。

　　在完全开发竞争的市场，需要好好打造企业的竞争力，现在这个市场、技术水平还不够，还需要好好努力，直至境外上市。当企业价值得到全世界投资者的认同时，这时候，金融资本就会比产业资本经营要好得多。

　　现在行业内的私募投资要求的回报是20%以上，它们敢这么做就是因为生产价值被低估，或者它有信心让生产价值被人们重新认识和认可，这是双方得益的事情。中国的企业就缺乏资本运作经验。而我们如果把国外的资本运作堵在国门外，有什么用呢？我们自己也得运作。不能总是盯着制造意义本身，而且国外资本如果不进来，国内企业根本学不会。敢于引进这种资本运作，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和建设一个合适的中国资本市场特别重要。

　　《经济观察报》：对私募股权投资的政策支持表现在哪里？

　　马宇：现在基金在中国发展不大，为什么？是由于好多东西没法做。根据它的发展特点，你就知道它需要什么样的政策。

　　第一，它们不能搞独资企业，只能通过并购来做，在现有的企业中沙里淘金。这时候就买股份，并且争取控股。而如果是产业资本，则可能是小股东参股形式，只是通过参股获得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某一方面的好处。对基金，不可能这样，基本要全盘收购或控股收购。

　　这也是我们国内最忌讳的方式。但如果没有这一点，我们就没有办法继续合作别的。

　　第二，并购法缺失。没有基本的并购的法律，现在的操作，都是部门的行政规章，这些规章，都是对待产业资本的。但并购法，就可以全涵盖。需要一些更市场化的政策措施。

　　第三，退出机制。对基金而言，最好的退出渠道是股市，或者产权交易市场，在境内外转让。收购再到转手，都是产权交易行为。这里面的相关法律，也没有。

　　近期，外商一说并购，大家就马上谈外资影响经济安全了。这种经营管理思路，不是市场化的管理。这种操作，就是收权。还是审批的管理方法。

　　《经济观察报》：您觉得外资并购的政策会不会收紧？应该收紧吗？

　　马宇：收紧的可能性比较大。

　　但我认为，现在不是收紧，而是放松的问题，只有放松，才知道什么是战略式产业，什么是最重要的产业。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