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激励：谁的盛宴

　　-本报记者 李晓晔

　　尽管全流通时代还未到来，已有42家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方案和股改方案捆绑登台，随着股改的推进，符合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公司越来越多，有市场人士预言：2006年将成为中国股权激励年。

　　据业内人士透露，中国证监会、国资委、财政部联合拟定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规范意见》正在征求意见，可能会在6月下旬出台。其中，如何防范管理层的道德风险被列为重点讨论议程。

　　多赢还是单赢

　　推进股权激励并非上市公司高管的一厢情愿。

　　　“这是一个多赢的事情。”6月12日，中捷股份(资讯 行情 论坛)证券事务代表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通过股权激励让高管们的切身利益与企业效益挂钩，有利于调动管理层的积极性，为提高企业的经营业绩而努力。从这一角度讲，可以说是高管和全体股东坐在了一条船上。据透露，中捷股份的股权激励方案最早也要在明年才能实施。

　　中化国际(资讯 行情 论坛)董事长罗东江在股改方案沟通时就曾坦言，推出管理层股权激励计划、推动机制创新是中化国际股改的动力。

　　股权激励在美国“硅谷”神话中立下的汗马功劳有目共睹。据统计，全球排名前500位的大型高科技工业企业，几乎全部实行股权激励机制。

　　与高管们一片支持声相反，新浪网关于股权激励的调查显示，大部分中小股民反对实施股权激励的。他们担心，实施股权激励可能会引发道德风险，使自身利益受到损害。

　　中鼎华信投资顾问有限责任公司总裁肇越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坦言：“目前的股权激励方案确实存在隐忧，利益与风险不对等，企业家只感受到激励，却感受不到约束。”他说，企业家有触犯道德风险的动机，可能会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有过度冒险行为，比如做假账、投资高风险高收益项目。一旦经营失败，还可以将责任推到宏观调控上面，长期来看对企业发展是不利的。

　　在中捷股份证券事务代表看来，这种情况是可能会发生的。她说：“但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不去尝试是永远不可能进步的。”

　　西南证券收购兼并部副总李阳认为，即便出现道德风险，也只是个别现象，而绝不会是普遍现象。他说：“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所以不能因为股权激励存在风险就不做了。”

　　障碍重重

　　肇越表示，在国内资本市场中，股价与企业业绩关联度不高，使得股权激励的效果大打折扣。

　　“如果造假的成本远远低于通过正当渠道提高业绩的代价，那么，经营者就会选择财务造假、转移利润、虚增业绩，以实现套现”。西南证券的投行人士对本报记者说，我国资本市场监管还不完善、透明度低，可以预期中国式“安然事件”不可避免。此外，企业家还可能采取短期行为，比如削减研发费用、降低成本“增加”利润，这都会严重损害公司长远发展及投资者的利益。

　　“国企高管任命体制存在重大缺陷。”北京和君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孝立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企业高管是国有大股东任命，重视政绩不重视企业长远发展，这样不能通过市场筛选出真正优秀的经理人才。要推进股权激励，必须建立新的用人制度并取消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

　　　肇越也认同这一观点。他表示，职业经理人市场是实行股权激励的另一条腿。在国外，有非常成熟的脱离了行业特征的“企业家市场”，定价机制是非常市场化的。如果你在上一家公司造成亏损的话，意外着下一家公司开出的薪水会下降，这对企业家是一种约束，令他有责任心。目前完善企业经理人市场化聘用机制非常重要，不仅能选拔人才，淘汰滥竽充数者，还能促进建立以市场供需为基础的成熟职业经理人市场，使股权激励机制真正有效。

　　“在给上市公司做方案时，现实阻力基本上来自两个方面：观念和利益分配。”孙孝立表示，公众对国有资产流失问题非常敏感，对于股权激励存在历史阴影和心理障碍。在公司内部，就历史贡献问题也很难达成一致，有的老管理层为企业工作了一辈子，刚刚退休在家……；另外，激励对象的确定也非常难，员工很难接受一起共事多时的同事，忽然有一天暴富，而自己却不能分一杯羹。

　　路在何方？

　　尽管现实还存在不少隐忧，但是肇越认为目前推出股权激励的时机还是合适的。他说，股权激励的推动力主要在于外部推动：民营上市公司、中外合资上市公司都在施行股权激励，如果国有企业迟迟不动的话，很可能会造成大量人才流失，影响企业长远发展。而且，借股改进行股权激励，很多在工商局办的手续可以合在一起办，效率更高。同时，也避免了公司频繁变动带给员工的心理影响。

　　“股权激励应该在发展中完善。”孙孝立也认为，应该看到宏观环境日益趋好。股改即将完成，使得上市公司治理进一步理顺，产权改革被推到台前。二级市场价值回归迹象明显，投资者结构发生变化，现代企业治理深入人心，逐渐转变为阳光化经营，人力资源素质普遍提高。这些都为股权激励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客观环境。

　　　“关键还在于监管和处罚力度。”肇越认为，严刑峻法在证券市场反而是一种仁慈，因为在没有约束的条件下，企业家必然会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个人的盛宴，是社会的一场灾难。要切实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信息披露必须充分，对于违规者处罚要到位。不光要追究民事责任，进行经济处罚，还应该按照国际通行惯例，追究违规者刑事责任。

　　孙孝立表示，希望国资委拟定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规范意见》尽快推出，只有有法可依，才能为股权激励真正打开空间。

　　此外，股权激励还需要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相匹配。孙孝立说，股权激励牵引企业将眼光放到资本市场，更加关注资源整合、结构配置、公司治理结构调整产生的价值。只有公司治理结构完善，高管股权激励才能产生积极效应。

　　“从目前已经出现的股权激励方案来看，已经出现了一些不利端倪：一致化现象太严重，方案高度雷同。”肇越谈到，事实上，每个公司由于所在行业、地域等的不同，各有其特殊性。必须实地调研、对症下药，一个方案通吃的现象可能会引起不良后果。因为实施效果不佳，使普通公众对股权激励产生抵触情绪，甚至造成类似西方的“劳资纠纷”。

　　“目前方案中绩效指标太单一。”孙孝立也指出：“现在有方案提出绩效考核中要扣除非经常性损益，我认为并不完全合理。因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只能考核企业的产品经营能力，并不能反映企业的资本运作能力，而在全流通环境下，并购等资本经营手段会越来越频繁，已经成为企业日常生活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部分。如果没有这方面的考核指标的话，很难全面真实反映高管的业绩。所以不仅不应当取消这一指标，还应该加入净资产规模和总资产规模等能考量企业资本经营能力的指标。

　　与孙孝立观点相左的一种看法是：以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作为股权激励的业绩考核指标，给管理层提供了较大的利润调节空间，不利于切实提升上市公司经营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