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皮杂谈：谢平们的责任是什么

　　谢平是中央汇金的总经理，而中央汇金又是国务院为管理注入国有商业银行的外汇资金而成立的投资公司。因此，尽管中央汇金并不能决定国有商业银行的命运，但是，作为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代表，汇金对于银行改制还是拥有很大分量发言权的，尤其是在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这个环节上。

　　所以，围绕国有商业银行在改制过程中是否存在贱卖的争议，中央汇金有千丝万缕 的联系，谢平则有摆脱不了的干系。建行上市过程中股权有没有“贱卖”，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市场已经给出了答案。建行引进美洲银行的价格是每股1.15元，IPO价则是2.35港元，目前的价格是3.27港元。根据建行的年报，建行现在的净资产是每股1.28港币，每股盈利是0.24港币，净资产收益率达到18%。如果建行的年报没有问题，那么，建行的业绩对应的美洲银行和淡马锡在IPO拿到的原始股，市盈率是4倍多一点；对应的IPO价，市盈率也不过是10倍，这意味着美洲银行当年的投入资金4年多就可以回本。

　　“贱”还是“不贱”是不需要讨论的。水皮在曾经的杂谈中说过，“客观地讲，中国国有

商业银行第一次在海外上市，该定多少价谁心中都没有谱。上市之前建行找战略投资者，建行只有讨价的空间而没有出价的经验和参照。为引外资而引外资必然要支付学费，价格没有在净资产的基础上打折已经是万幸。因此，以高于净资产15%-19%的价格出让股份也谈不上国有资产流失，更何况，美洲银行和淡马锡都承诺在IPO时再购入相当的股份。”

　　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正视这笔学费，是总结经验教训，还是委过于人，是吃一堑长一智，还是我行我素，一意孤行。

　　令人感慨的是，在谢平董事长最近的一次内部发言中，我们没有看到太多的反思，相反，关于“贱卖论”又一次被贴上了意识形态的标签，有没有贱卖又被要不要引进外国投资者偷换了概念，被要不要对外开放偷换了概念。

　　不错，围绕“贱卖论”的讨论，有理性的就有非理性的，有就事论事的就有借题发挥的，有实事求是的就有无限上纲的，有负责的就有不负责任的。但是应该看到，主流的声音还是理性的负责任的居多。如果抓住“丧权辱国”、“崇洋媚外”、“国家安全”等片言只语，以对外开放的绝对正确反击贱卖指控的相对错误就太不讲究了。

　　让谢平和谢平的同事们感到委屈的是，社会公众对于银行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的艰难和意义没有足够的体验和认识。在谢平的概念中，建行在IPO时能定在2.35港币这个“高价”和引入美洲银行这个大股东是分不开的，其实，不光是谢平有这样的认识，就是媒体在报道建行IPO获超额认购的盛况时也借助散户之口在传播这种认识，而作为外国投行的当事人则更是将这种认识当作了和包括汇金在内的中国谈判者谈判时的筹码。

　　花旗银行当时就是这样给建行“洗脑”的。洗脑的第一步就是贬低。为此花旗送给建行一个中国最糟糕的银行的评价。洗脑的第二步就是拔高。告诉建行，你们只有傍着花旗上市IPO才能成功，投资者才会买你们的

股票。洗脑的第三步就是出价，1块钱1股，多一分也不出。

　　花旗的洗脑是成功的，标志就是让汇金在花旗和美洲的选择上举棋不定，花旗一块钱一股，美洲出价出到1.15元一股，谢平的压力正是来自花旗的这种洗脑。事实证明，花旗低估了谢平和他的同事的智商，否则谢平今天决不可能还坐在汇金总经理的位置上。很难想象，如果选择了出价1块钱的花旗而抛弃出价1.15的美洲银行，“贱卖论”的讨论会不会被导向问责制的讨论。

　　事实证明，谢平没有上花旗的当，不仅挽救了谢平，而且还让花旗丢足了脸。因为此后不久，花旗就在广发行的争夺中开出了241亿的天价争购85%的股权。相对建行而言，广发行被业内公认为问题最多的银行，2003年底的净资产不过85亿元，花旗开出的价格超过法国兴业银行的235亿元，也超过了

平安保险的226亿元，更超出了市净率2倍的市场高限。这一次花旗没有扮演价格杀手的角色，扮演的是哄抬物价的角色。广发行能否如愿落入花旗手中，考验的就不仅是谢平的智商了。在外资和内资面前，选择的标准是唯利是图，价高者得，还是内外有别，保护民族资本，这是需要政治家智慧的回答。

　　水皮不太想指出，但是又不得不指出的是，建行年报公布后就遭到了国际投行的责难，而二个责难者之一就是败走建行战略投资者的花旗银行，国际投行也就是如此而已。

　　银行要改制，要上市，要引入外国战略投资者无可厚非，但是这不等股权只能贱卖而且必须贱卖。花旗可以忽悠建行，但是谢平不能当范伟，更不能把花旗当雷锋，把国有商业银行改制的命运和出路寄托外国投行的身上。谢平的责任不是引进国际投行，而是为国有商业银行的原始股忽悠出一个最接近市场价的发行价，建行卖低了，就在中行、工行身上找补回来，否则就是失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