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宪容：建行上市的喜与忧

　　文/易宪容

　　2005年9月22日，建行上市聆讯已获港交所通过，计划集资额可能达到77亿美元。此次建行上市有望打破香港联交所的IPO(首次上市发行)纪录，并刷新2005年以来全球上市筹资额，它也是亚洲7年里最大的IPO。外电引述消息人士称，建行的招股初步推介已经开始，如果进展顺利建行的整个招股活动于10月份完成。可以说，随着建行在香港上市的顺利完成， 它将成为四大国有银行改革重大的里程碑。

　　我们知道，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四大国有银行改革一直是国内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特别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不仅显示出这种改革的迫切与重要性，也显示出这种改革是国内金融业走向现代化的最为重要一步。如果四大国有银行改革不能够成功，不仅关系国内金融业的发展，也关系国内经济持续发展能否得以顺利进行。

　　但是，作为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四大国有银行改革如何进行，既没有他山之石，也没有自身之经验。特别是不少制度上的缺陷更是使得四大国有银行改革面临着许多困难与问题。早几年，四大国有银行的改革重点放在银行

不良资产的剥离上，但实际上，如果生成不良贷款的机制不改变，银行不良贷款再剥离也无济于事。直到这几年管理层才真正感觉到增强四大国有银行体质的重要性。因此，借助于这几年国内银行业发展大好时机，四大国有银行改革找到了借助于政府帮助的财务重组、组织重构、机制重塑、公开上市的大思路。可以说，从2003年底汇金注资后，建行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建行体质至少比以往得到很大的改善。建行上市也就水到渠成。当建行的改革由后台走到前台，由国内走到国际时，或建行向国际金融市场IPO时，这不仅给建行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机会，同时也让建行面对许多挑战。

　　首先，建行在香港上市表现为国内最大的金融机构完全为国家垄断的格局基本打破、表现为四大国有银行的产权结构将出现重大的调整，由国家垄断单一银行改变为一家公众银行。在以往的传统国有独资银行中，它为什么无法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及公司治理结构，最大的根源就在于产权缺位或产权不清晰。这种产权缺位使得政府对银行的经营活动干预太多、使得不少银行成为当地政府落实政策的工具，从而导致大量的银行不良贷款产生。在这种情况下，银行管理者不需要追求银行成长之效率，也能够把其工作之不足归咎政府来承担。因此，这样的银行体制肯定是低效率或无效率的，肯定无法承担快速发展经济增长需要。

　　而要上市的建行，它要上市就得通过股份制改革满足上市的基本标准，无论是建行的财务重组、股权结构的改变，还是战略投资者引入及银行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基本上为了达到这个标准而为，否则建行要上市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建行上市就是给定它一个达到某种标准硬约束，就是给定了建行达到什么体质的一个硬约束。也正是建行这种股权结构根本性的改变，自然也就能够保证建行的产权明晰，保证建立一个全面反映并真正代表所有权的董事会，并通过董事会来控制管理层的行为，来削弱、隔断地方分行和地方政府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打破以往国内银行无法商业化的格局。

　　其次，建行上市也表现为四大国有银行的市场化、国际化的程度提高。我们可以看到，建行上市就引进大量的外国战略投资者，就得把建行转变为一家公众公司。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开始时并不是着眼于拓展海外市场，并不仅为战略者带来的管理经验、技术、产品开发能力、资金等带入，更重要是整个银行运作机制的改变，是把整个国有银行置于国内与国际投资者的监督之下。

　　因为，就目前的国内银行业情况来看，最大的问题是国内信用体系的缺乏，是我们的银行对信贷风险评估、风险量化能力不足。而这些在近十几年国际商业银行取得突飞猛进的成果。比如，1997年-2003年香港经济曾出现过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香港经济也从高度繁荣进入严重的不景气，但在不景气周期中，香港银行并没有因为经济出现周期性变化而显示出银行的巨大风险，反之，银行的稳健经营成了近来香港经济重新奋起的中流砥柱。何也？就在于香港银行真正能够商业化，能够用现代化的风险量化工具来管理风险及控制风险。而对不少国内银行来说，有效的风险管理能力、工具及市场仍然没有建立起来。

　　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金融市场一体化、竞争加剧及金融管制的放松，金融创新及衍生金融产品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而金融产品及金融市场蓬勃发展，不仅使得金融风险的度量更困难，而且金融风险更具有隐蔽性及危害性，加上中国的金融制度及信用制度的缺陷，这就更是增加了度量国内金融风险的困难。一则缺乏量化金融风险的知识与工具，二则金融风险度量困难性、金融风险隐蔽性及危害性，这就使得国内不少银行宁可不做业务也得逃避风险。而这种现象，无论是对银行发展还是对国家经济都是不利的。而建行上市就能够通过引进与学习现代商业银行的运作机制来改变这种状况，从而为建行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机会。

　　同时，建行上市不仅让企业经过业务、人员、资产等重组而脱胎换骨，而且必须把自身置于市场的完全监督之下。在市场完全监督下，不仅要把银行的运作方式及信息透明化，还得把银行所有的运作方式、公司治理结构、财务业绩、未来的整体盈利水平等国际标准比较，这样既有压力也能形成动力，从而来提升银行市场价值，得到投资者的认同。如果没有这道上市的大坎，建行的市场价值到底多少是不知道，建行也不能产生提升自己市场价值的动力。比如，目前国内出现了一些产品过剩，一些行业出现周期性结构的变化，有些银行就希望信贷紧缩一了百了。但从现代商业银行来看，就得对这些企业或行业的信贷关系实行银行全面的风险管理，即用风险来调整资本收益率，在风险与收益之间寻找平衡。而且这种平衡就得在长期与短期、不同行业、不同行业周期性之间寻找一个点。在这种情况下，国内银行就会有动力去改变传统那种一看某个行业产品过剩就收紧银行信贷，那种一看到眼前某种行业现时繁荣性就一拥而上的短期性，找银行风险与收益的平衡点。

　　以上都是建行上市后发展之机会，同时建行上市后也会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曾有人认为国有银行上市并非万能，本人也认为，建行上市并不能够解决建行本身存在的所有的一切问题，它同样有可能与一些国有企业改制上市“圈钱”那样只徒其表，但是四大国有银行如果不能够迈出这一大步，那么它们要通过其他的方式想改革成功会问题更多、改革的成本会更大。不过，我们也就应该看到，对于一家现代商业企业来说，它得以生成的条件是不可能一天造成的，无论是国有银行内部及外部的生成条件都是如此。

　　建行为了上市，在短时间内完成整个银行重组，并以国际市场所要求的标准或更高的水平上完成了改制，并在新机制的基础上提高了银行的业绩水平与盈利能力，这些为建行上市价值最大化创造了条件。但是，这样一些新的制度安排、运作机制能够为建行得以生存内部及外部环境所消化吗？如果不能够消化，或者说新的制度安排、运作机制的初始条件不满足，那么建行改制要达到所设想的结果是不可能的。

　　比如，我国银行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在2005年1月1日就进行了存贷款的上下限管理，即贷款放开上限、存款放开下限。但实际结果表明，尽管这项政策对国内商业银行是一项十分利好的政策，但国内商业银行是贷款上限放开上则动作十分谨慎。何也？尽管原因可以会多方面，但最为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国内银行经营观念上转变无法适应。

　　同时，我们也就应该看到，建行以大踏步的改革、以高标准的要求完成了改制，这自然会激化银行内部原有的问题与矛盾。如果这些问题与矛盾不能够有一定的时间来化解，它对建行的未来肯定是有影响的。比如，最近我就接到有某地方建行员工写给我的信及寄给我的材料，反映他们在改制过程如何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对于这些问题到底如何，我当然不可贸然下结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目前四大国有银行改制过程中，所留下的遗留问题肯定不少。

　　还有，目前银行体制改革中两大问题仍然是进展缓慢。一是社会信用体系及信用文化建立问题，二是国内银行运作的市场化问题。前者是整个银行业发展的生态环境，后者是国内银行业发展的成长内在前提。而这些方面，仅仅由一家银行改革、一家银行上市是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对一些国内股份制银行来说，它们是建立现代银行制度、是迈出国内上市的那一步，但这些初始条件没有满足，上市后同样不能够建立起真正的现代商业银行，如深圳发展银行。

　　可以说，建行上市，仅是其发展之开始。上市后，投资者就有理由会监督公司是否在努力经营，是否能够满足投资者预期目标。当一家公司的行为都在市场的阳光之下时，如果不为投资者努力经营，投资者随时都用脚投票而弃公司而去。已有的经验可以看到，国内不少上市公司也曾抱着侥幸的心理试图用以往国内证券市场方式来香港上市应对国际投资者，但最后抛弃的只能是自己，如欧亚农业等。因此，无论是从制度安排上说还是从历史经验来看，建行香港上市一定要走出国内公司上市A股化的阴影。

　　也就是说，对于建行来说，我们有没有必要担心它A股化，关键要看建行是否成为一家成长性银行。因为，一家好的上市银行，市值的高低不仅在于投资者在预期它的成长性，也在于该银行本身的素质如何，在于建行改革得到投资者的认可程度。因此，建行上市之后，如何成为一家如汇丰那样的成长性银行，现在与以后要做的事情肯定会更多，也肯定会面对种种挑战。

　　编辑/彭雅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