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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琪
从证券市场十几年的发展历程看，绝大多数的政策出台都不是自发性、自主性的，而是与当时的市场形势密切相关。譬如1994年8月1日在行情低迷的背景下，证监会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推出三大救市政策：暂停新股发行和上市、发展机构投资者、允许符合条件的证券机构进行融资，受此影响，深圳综指日涨幅达31.29%，创有史以来最大单日涨幅；1995年5月
23日，证监会宣布恢复新股上市，导致上证综指下跌147.12点，跌幅达16.39%，创历史最大单日下跌点数和跌幅记录，至今未破。可见，政策的出台与管理层对市场的判断密切相关，或者可以说政策出台的基础带有明显的功利性质，从而也就有了“政策市”一说。
带有功利性色彩的政策出发点，不可避免具有权宜性特征，而这种权宜性政策除了助长投机之风外，从长远看并不利于市场的发展。从全球范围看，新兴市场的整体估值水平远较成熟市场低，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种政策导向所付出的代价。
近两年，管理层在证券市场制度建设方面做了相当多的工作，其积极效应也正在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形式逐步体现。不过，近期功利性色彩似乎又有抬头迹象。如为了稳定股价，允许股改公司控股股东增持二级市场股票，政策本身没有问题，但如果没有配套制度跟进，如何避免大股东利用特殊地位进行暗箱操作？又譬如在近期的政策组合拳中提到将取消政府对国有企业投资股市的限制性规定，历史上对此问题也是颇有反复。1997年5月22日，在沪指连续5个月上涨的背景下，国务院证券委、人总行、国家经贸委规定， 严禁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炒作股票；而在1999年9月9日，5.19行情后的深幅回落过程中，证监会又允许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和上市公司进入二级市场，对1997年的限制三类企业入市政策做出了调整，市场由此大涨。
政策出台的功利性趋势的增强，使得长线资金对不同的市场环境下能否保持政策的前后一致性表示担忧。我们注意到早在2004年2月国资委有关官员就曾表示，上市公司国有股流通办法会适时出台，当时的点位在1680点一带。而管理层一直到4月13日才明确表示，解决股权分置试点条件已经成熟，在4月29日才正式宣布，股权分置改革正式启动，当时沪指所在位置分别是1250点和1150点一带。客观地讲，相对较低的股价，对于全流通改革中的上市公司大股东而言可以支付相对较低的流通对价，从而有利于流通股股东和非流通股股东达成一定的利益平衡。在这样的背景下，长线资金自然会对股指在全流通过程中的涨升空间带有较大疑问。试想一下，当股指上扬到一定程度，由于流通股股价高企而导致流通股要求更好、更高的支付对价，从而给全流通改革带来负面影响之时，目前的政策、舆论导向会否出现新的变化，这是长线资金不得不考虑的事情。
可见，管理层出台配套政策时应防止重蹈功利性政策老路，只有这样才能稳定预期，利好才能发挥真正效用。
(作者单位：北京证券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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