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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雄
2005年5月5日下午四点，我正和朋友在上海南京路的先施大厦顶层画廊观看画展，忽然收到《证券市场周刊》主编方泉的手机短信，说是庄东辰先生昨日在攀登西藏的一座高峰时，突然不适而死。
庄东辰先生曾是申万证券研究所的董事长，正值五十知天命之年。我和他一起参加过一个会议，大家走出来聊过天，谈不上什么交情，但毕竟是一个熟悉的人以这种非正常死亡的方式突然离开人世，我心情很不好受，它会让人审视自己生命的价值。
几天后，应健中先生来电，感叹人世无常。今年春节，应健中还遇到过庄东辰，后者刚离开申万证券研究所，对应健中发出了一番感慨：“现在我明白这世上自己的身体最重要，我正在到处爬山哩。”应健中对我说：“唉，没想到他就这么走了。”
应健中所在的亚洲证券第二天就要被华泰证券接管，公司恐怕也离破产不远了。我赶紧劝应总放宽心，这几年中国股市多灾多难，大家都活得很艰难，好自为之啊。
庄东辰先生离开自己苦心经营的平台，当然是不得已，因此不可能不郁闷，找一些法子来排遣一下也在情理之中，可是他却选择了攀登高峰。
早在八年前，我就写文章点评过万科公司王石的登攀高峰狂热，认为攀登高峰就如1920年代的游泳一样，被人们奉为时尚。但我没有强调的是，攀登高峰与游泳其实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攀登高峰是玩命，而爬泰山、黄山之类不太高的山和游泳一样才是健康体魄的良好方式。
生命是脆弱的，没必要在极限的环境里去体验。我也是个平日里对高原反应很小的人，在云南丽江4800米的的玉龙雪山上，照样乐乐呵呵的，一点都不缺氧。我在西藏可以到处奔走喝酒，十分自在。但也就是在一次离开拉萨的晚上，我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便狂饮啤酒，半夜终于支撑不住，冲出房间在宾馆里到处找医务室弄药吃。我当时的感觉就如死去一般，真希望自己变成一只大鸟飞到平原上去。
攀登高峰是项专业的运动，业余者得慎之又慎，庄东辰先生在此之前，成功地攀登过四川和非洲的两座高峰，但这是侥幸。事实上，攀登高峰与股市投机相似，庄东辰可惜没有举一反三。
说得再远些，有人把登山看作是挑战自我和自然的方式，对这点我不敢苟同。人过四十，一般都活得很累，挑战自我太奢侈了，至于挑战自然，未免有点自我膨胀，因为自然用不着人类来挑战，它反过来会挑战人类，比如人的寿命。
我二十多岁的时候，似乎对寿命并不在乎，那时觉得四十岁太遥远，强调生命的质量高于数量，喜欢魏晋南北朝那些放浪的人物，大唱生命的高歌。滑稽的是，当我快要到不惑之年的时候，方觉生命的数量(寿命)更为重要，于是长命成了我人生的第一目标。
走笔至此，忽然接到一位朋友的来电，对中国证监会关于股权分置的解决方案颇为不满，认为它没有激励绩优公司，反而会让那些绩差股和庄股趁机而动，现在那些2元一股的公司没准在两三年内炒到15元以上，又要重现过去那种“群魔乱舞”的情景。
我赞同这位朋友的观点。不过，眼见整个中国股市衰败如此，不免有怜惜之情。真的，很多事情并非祸起股市，而是来自股市之外。哪怕按激进人士的做法，把股市彻底洗涤干净，其他的行业也一样脏，比如，我就没看出把巨资注入四大银行和注入中国股市有什么大的区别。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先生与登高峰者一样，也喜欢把股市置于险境和极限。不同的是，后者拿着自己的生命去拼搏，而尚福林先生是以千千万万的投资者利益去试验。有人说，这次证监会推出股权分置的解决方案，魄力可以打70分，而魄力的另一面也许是鲁莽。但愿尚福林以及更高层的领导同志们能把我们投资者从高峰上带下来，一个不能少肯定是不可能了，尽量多活几个吧。
祝中国股市也和我们这些俗物一样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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