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福林时代(2003---)

　　实用主义重举政策大旗　尚福林“火线”上任

　　2002年12月，在新一届政府还未正式出炉之前，中央突然任命了两位内阁成员。一位是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另一位则是央行行长周小川。对这种安排，一位内部人士给《商务周刊》的解释是，周小川原本2000年就是去央行就职的，不可能在证监会主席一职上久留，出任央行行长是早定之事。

　　不论原因如何，2003年1月1日，周小川正式离开证监会。两天后，高西庆也被免职。第五任证监会主席是当时名不见经传的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尚福林。这位内部人士称，1990年代初，尚福林曾是国务院全国清理“三角债”领导小组成员，当时组长是朱基，副组长是周正庆。

　　“在那场一年零8个月的攻坚战中，尚福林处理复杂问题时的机敏，善抓核心矛盾的果决，给两位领导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周正庆，一直非常赏识尚的临危不乱、谨慎能干和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风格。”他介绍说，在市场一片怨声载道的恶劣环境下，正是周正庆向新一届中央领导力荐了尚福林。

　　尚福林下车伊始，没有发言，而是整整两年以“沉默是金”的姿态埋头大量调研，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他也没有将前任的改革思路束之高阁，而是将有助于市场化和规范化的政策按部就班继续实施，只是不再那么强硬和大张旗鼓。

　　习惯了监管层高调发言的市场，一时难以适应一个没有声音的证监会主席。而且，这种长时间的无动静开始令市场不满，甚至怀疑新主席的施政能力。“但实际上，尚福林在底下做了大量工作，一方面修补证监会与市场各利益集团的隔阂，争取其对监管层工作和改革的信任支持；另一方面，向高层反映股市的实际困难，游说和寻求政策的支持。同时，协调与央行、国资委和财政部等部门的关系。”L先生说，正是这种不温不火，让一个情绪激进的市场首先实现了心态的转型。

　　与此同时，随着“舍身饲虎”的斗士高西庆和史美伦先后离去，市场风云变化令“海归派”大为受挫。2004年8月，主管期货的主席助理汪建熙出任汇金公司惟一的副董事长；2004年5月，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张新出任央行金融稳定局副局长并主持工作；原基金部主任张景华去了汇金公司，派驻中国银行担任董事；原机构部副主任宣昌能则去了建设银行担任董事会秘书……

　　对应的是，周正庆时代颇受重用的原机构监管部主任、上海期货交易所总经理姜洋回来了，准备出任证监会主席助理；2001年“下海”的原发行部副主任、东方证券总裁肖时庆也回来了，准备担任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还有两届办公厅主任刘新华的出任主席助理等等……

　　如果把这想像成“一朝天子一朝臣”，当然有浅薄之嫌。实际上，即使被戏言为证监会最后两个半“大海归”的规划委主任李青原、基金部监管部副主任祁斌和发行监管部主任姚刚，一直受到尚福林的器重。比如，姚刚刚刚升任主席助理，而李青原是尚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的先锋和左右手。

　　一直积极关注股市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近日对这种人员搭配表示了赞赏，他说：“证监会里需要有一部分人了解国外情况，国外情况不能照搬，但完全不了解国外情况来搞我们自己的股市肯定有问题。证监会里需要有一些海归派，但是海归派不能太多，更要了解中国的现实。”

　　“政策市”重整山河

　　但市场仍在不断下跌。截至2005年年中，中国证券市场告别上证指数曾经的历史高点2245点整整4年了，跌幅高达55%；证券投资的“财富效应”完全丧失。2001年股市的流通市值为1.7万亿元，目前仅为1.4万亿元，如果剔除其间新股上市融资因素，流通市值减少了8000亿元。

　　股票市场已不能为投资者提供投资回报。资本市场严重“失血”，供求关系明显失衡。股市规模不断扩大，但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却逐年减少。全社会客户交易保证金已从2001年的7500亿元，减少到目前的2000亿元，这意味着，即使算上3000亿元证券投资基金，已经流失的客户交易保证金也高达2500亿元。

　　最令人担心的是，中国股市的持续下跌已经背离了上市公司应该拥有的价值。截至2005年6月3日，沪深300指数市盈率13.42倍，远低于国际成熟市场平均市盈率；其中187只A股跌破净资产，占股票总数的13.6%；两市流通A股加权平均股价只有4.31元，股价低于4元的有690只，超过市场总数的一半。

　　L先生认为：“其实，尚福林一上台就很清楚，由政府亲自操办的市场，不像自发市场，在没有发育完全前是离不开政策扶助的。但是，在决策层还没有真正在市场与政府界限问题上意见统一的情况下，尚能做的工作难度很大。”

　　即使如此，尚仍然通过长期的沟通与交流，搞出了“国九条”，“国九条”实际就是一个扶助股市的大政策。

　　对“国九条”，周正庆的评价是：“国九条的出台，驳斥了‘赌场论’和‘推倒重来论’，从战略上对资本市场的发展给予了充分地肯定。”

　　但“国九条”也遭遇到了强力部门、甚至一些部门内部各种不同考虑的争议。“比如央行，周小川鉴于历史经验，对直接资助市场的效果表示怀疑。而副行长吴晓灵则肯定搞活股市对银行发展益助多多；国资委并不反对，但只要涉及股权分置问题则疑虑重重……”L先生说，整整一年“国九条”悬在半空没有落地。

　　事实上，问题还是出在政策上。本届政府金融改革工作的重中之重是银行，在银行改革尤其是上市没有基本落实前，股市的改革是排不到决策者的桌前的。也因此，才有了本文开始所提到的周正庆挨骂一事。

　　但不能忽略证监会台上台下鼓吹和呼吁所起的巨大作用。当今年中建两行上市工作大局已定后，4月初，国务院会议终于定下了资本市场的改革决心和方案。至此，才有了证监会“暴风骤雨”式地启动股权分置改革，国资委频发“金牌”力挺改革，央行再贷款、汇金注资扶助券商，也才有了尚福林“开弓没有回头箭”的狠话。

　　兴也政策，衰也政策。改革渐进也罢，激进也好，中国证券市场风风雨雨一直难以逃离政策的影响，这是一个酸甜苦辣令人难以咀嚼的现实。

　　10年过去了，周正庆仍旧坚持自己“关键时刻必须政策引导市场”的主张。“将近四年的持续低迷，不用政策能够好转吗？”他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当市场稳定健康发展时，不需要政策干预；当市场持续低迷，上证指数从2200点跌到1200点，1000点没了，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用政策积极引导解决这个问题。”

　　但这10年也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10年，历史是螺旋形上升的，它不可能再回到起点。即使尚福林时代“政策市”回归，也应该理解为中国资本市场市场化和规范化的需要，而非相反。

　　与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不同，1990年代后的系统改革已经引发了巨大的利益调整，它所激起的不是恐慌，而是有组织的，目标明确的游说。最困难的是，很难判断这种游说的正义性到底有多大。而且，任何一个愿望良好的改革方案和政策都会通过一个扭曲的市场机制将改革成本迅速地转嫁到弱势群体身上。周正庆时代的改革会如此，周小川时代的改革也如此。第五届证监会的改革，同样面临被俘获的危险。

　　6月初，权重位高的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就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出人意料地打破中国官场禁忌，与张卫星等民间市场人士单独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交流与沟通。谈话中谈到了其最大的担心，“类别股东投票机制不起作用，(两类股东)双方之间博弈不起来。”

　　显然，在中国证券市场开始一次新的历史转折之即。管理者们希望赢得股民们的认可，并借助越来越强大的民间舆论的力量。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足协是中国挨骂最多的两个政府行政权力部门，汹涌的民间舆论或许让中国证券市场的管理者们常常感到难堪，但也未尝不是可以整合利用的一大借力。勇于担当“击鼓传花”重任的千万中小股民，固然会因为各自的眼前利益而更强调政府护盘，但当他们在这个政府控制的市场损失掉数以千亿计的财产，他们的利益已经直接决定了整个市场的生存。

　　依靠政策和数以千万计的股民向背的力量，促动市场机制运行，其举动和言辞后面隐含的丰富内容，已经强烈暗示出尚福林对政策与市场关系的实用主义把握。因为，正如政府积极干预政策的鼻祖凯恩斯所言，“市场维持着不合理状态的时间可能会比你维持承受能力的时间要长。”

　　耐人寻味的是，此名言被前美国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作为诤言引用在自己的回忆录《在不确定的世界》里。这位创造1990年代美国经济10年高增长奇迹的自由市场信仰者，以自己的人生经验为此言注解：“从长期来说，你可能是对的，但从短期来说你可能肯定是错的。因为这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