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时代(2000年2月－2002年12月)

　　市场主义者们的“革命”

　　“飞来”的周小川

　　1948年出生的周小川是从学术界直接进入政界的。此前，周小川从来没有像他的前任那样在基层金融部门服务过，更多展现给别人的是他的学者风范、在国际会议上熟练的外语 能力和对国际金融趋势的准确把握，

　　作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最活跃的青年理论家之一，周小川一直追踪着中国各种经济发展和改革问题，在所有最高级别的中国政治官员中，其学术著述甚至可以说是最丰富的一位。

　　1986年，周小川担任国务院体改方案领导小组成员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是一个主要由青年学者构成的机构，实际上也是中国1980年代一系列改革的策源地。在这里，周与吴敬琏、楼继伟、郭树清、李剑阁、王小强等一起，关注和把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各种新矛盾和新问题。在当时风云激荡的改革背景下，体改所弥漫着血气方刚、舍我其谁的理想主义氛围。

　　进入90年代后，随着行政级别的提高和操作阅历的丰富，周小川由一个充满了理想主义情怀的年轻理论家逐渐转变成一个更稳健和老练的改革实践者。但熟悉他的人士却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周小川在原有的激进立场上全面后退，彻底转变成了一个对现实亦步亦趋的改良主义者。”

　　1999年7月在“如何处理不良资产，把商业银行办成好银行”国际研讨会上，周小川公开表达了对激进改革与渐进改革的独特理解：“中国改革的一个特点是采用渐进改革，而没有像原苏联和一部分东欧国家那样采取休克疗法……但是，在此我想表明的是，实际上，没有任何一种做法是十全十美的。各种做法均有其利弊。”

　　他的判断是，“我们必须及时考虑趋利避害，及时调整以便达到最好的效果。如果我们事事都满足于渐进式，满足于求慢求稳，或者满足于以前阶段在改革、稳定、发展三者中取得的微妙平衡，而未充分研究新问题、新特点，不见得就能在各个方面把握得很好。”

　　因此，全世界都在赞颂中国渐进式改革相对于其他转轨国家的美妙成就之时，周小川认为：“也需要认识到渐进式改革的成本和缺点。即在改革的一定阶段，征途中会有一个或数个陷阱。没有一定的速度和惯性就不容易闯过去，处理不好就会越陷越深。有人将这种陷阱称为Gradualism Trap(渐进主义陷阱)。因此，应尽可能在没有陷得很深之时，及时做出特殊努力而自拔。”

　　事实上，周小川的这种改革理念被1994年的外汇体制改革做了完美演绎。那一次改革被许多海内外研究者认为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中最成功的激进试验之一，此后节节攀升的外汇储备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改革的确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为此，周小川在多个场合非常热烈地称赞那次改革。

　　对市场信念的执著，让周小川在“空降”证监会后，与当年共同起草《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的“战友”高西庆等，在中国资本市场展开了声势更为浩大的改革试验。

　　周小川接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对所任职权重新定位：“今后要更多依靠市场发展中国的证券市场，凡市场能够决定的都要由市场决定；市场不能起作用处，要尽快创造条件让市场起作用。”他告诫证监会各部门，“不能以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主管部门自居，重蹈政企不分的老路。”同时又向市场宣布，“中国证监会将不会直接插手解决问题，也不会承担有关责任”，并强调“采用超常规的、具有创造性的思路培育机构投资者”，争取在3-5年内改变散户与机构投资者的比例。

　　2001年2月，证监会请来了香港证监会副主席史美伦，也是高西庆早年美国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的同事和当年与香港联交所协调H股的谈判对手，由这位被港人誉为“铁娘子”和“恶管家”强势人物出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

　　这个事件被市场人士评述为“中国资本市场全面接受国际化、市场化和规范化的高潮”，也被一些人讽刺为“‘海归派’接管中国证监会的标志”。2001年初，证监会人事部门做过一个统计，当时“海归”人数接近50人，占证监会总人数的20%，且多数为各部门的正、副职。

　　无论如何，本着让中国证券市场步入规范化和市场化正规的初衷和勇气，周小川、高西庆们知难而进了。

　　“海归”的悲壮试错

　　周小川拉开了两大战役。第一战就是“市场化”。

　　对中国证券市场来说，周小川的市场化纲领可谓对症之药。在极力呼吁地方政府减少干预的同时，周小川尽其所能地缩减证监会本身的行政干预。虽然这场市场化深入到何种程度难以评估，但积弊丛生的中国证券市场终于有了准确的方向，无疑是功德无量。尤其是其强化监管、保护投资者利益得到了各种派别的认同。采访中，一位一直对周小川股市政策持强烈质疑的国有券商老总也没有掩饰自己对此的赞同：“正是周小川，为中国证券监管部门找到了正确的定位。”

　　第二战是“国际化”。周小川一直就被海内外金融界认为是中国最具国际视野的金融官员之一，其国际化方向有着清晰的思路：一方面推进中国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比如实施QFII、成立合资基金和合资证券公司等等；另一方面，促使中国证券市场尽快向国际惯例靠拢。

　　但实践中，有着充分心理准备的周小川和他的“国际纵队”显然还是有些低估了前进中的困难，低估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扭曲程度，更低估了中国证券市场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的复杂。对此，曾任职证监会官员的L先生评价说：“理论可能很完美，但与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现状和改革承受能力距离太远了。”

　　在证监会两进两出的高西庆可能更有发言权，2000年1月在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君安学术论坛”上，高西庆就“中国资本市场何处去？”发言：“我们回头看，中国股市里大量的问题是在当初行进过程里出现的问题，有一些是各方面条件使它不得不成为这样，有一部分也是当时参加设计、参加鼓吹的人本身能力知识有限。到了今天，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家里，12亿多人， 4000多万开户的账户，将近3万亿的流通市值，在这么大的一个市场下，我们如果不去考虑什么是可行的，而只是考虑什么是合理的话，或者简单地把这两者对立起来是行不通的。”

　　证券市场本身是复杂的，但更残酷的是，现实比市场更复杂。今年5月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已经在全国社保理事会副理事长岗位上干了两年多的高西庆对其证监会任上发生的一件事至今难以释怀：“当年我们发现中科创业股市操纵案时，中科创业操纵的4家公司账上还有价值7亿多元人民币的股票，我们马上要求冻结。我是做律师的，我知道在中国通常情况下私人之间的案子，冻结用不了半天，只要你交上保证金，保证你不是在捣乱，很快就办理下来。但是这个案子就做不下去。拿到一家高院，说不行，需要什么什么文件，今天弄、明天弄，拖了整整两个礼拜。结果最后账上只剩下了不到1000万的股票，7亿全跑了。事后，证监会碍于面子罚这个、罚那个，但已于事无补。”他说自己一想起这些事情就非常愤怒。

　　应该说让这些改革者难受的经历还不仅这点。2001年6月12日，周小川和他的证监会同事们大胆推动国有股的减持和流通。试图以“全面解决”、一劳永逸式的改革办法，完成中国资本市场可能伤筋动骨的“惊险一跃”，但却遭到了整个市场全面的集体抵制。最终，中国证券发展史上首次出现一项政策执行3个月后被迫终止的尴尬。

　　2001年史美伦以“监管、监管、再监管”铿锵誓言拉开的“监管风暴”，也经历了难言的过程。L先生告诉记者，先是“基金黑幕”掀起“监管风暴”来临的滔天舆论，接着证监会高压政策席卷而来，随后央行以“秘密急件”的形式，向全国各金融机构发布了银发(2001)403号文件，通报处分处罚了全国部分商业银行分支行长和主要部门负责人34人，将资金从股市紧缩而出……

　　在他看来，改革家们这一系列行动几乎是过去股市“监管运动”的翻版，但最令人遗憾的是原本可贵的“铁腕”治理，实现的效果是，忽略了利益协调，一股脑把大部分市场机构力量都赶到了改革的对立面。

　　L先生认为，更失败的还要属B股开放。2001年2月19日证监会宣布B股向境内投资者开放，但最后的结果是入市的境内股民成了高位套牢者。开放政策不但没有改变境外投资者撤离的趋势，反而给了他们在股价抬高后套现离场而把我国境内不明就里的投资者禁锢在险峰契机。吊诡的是，事件中，无论是行情的发动还是消息在内部人中的先期泄漏，竟然与改革者们当年批评“5.19”行情“陷害”中小股民的一幕惊人地相似。这一举措最惨重的代价是，深深伤害了中小投资者，使他们产生了对改革的怀疑和对监管者的不信任。

　　“单兵突进，没有协调好市场各利益集团关系，冒进措施不断伤害投资者信任。”L先生说，短短两年多一点时间，改革陷入了人民群众“不信任、不支持”的汪洋大海中。

　　2002年4月，周正庆以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的身份参加《证券法》执法检查。他先后到上海、深圳、江苏、四川等地做了大量调研，期间，不论是上市公司、机构还是投资者，传递给这位前任主席的信息是，只讲监管不提发展，让市场所有人都苦不堪言。

　　尤其是券商，股指下跌、交易量萎缩、业绩大幅下滑，让券商们“好比架在火上烤”。对此，周正庆公开下了结论，“不抓股市的止跌回稳，不给证券公司创造正常生存的空间，只顾埋头解决证券公司的违规问题，必定是事倍功半，不可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果然，券商们2002年下半年赶在十六大召开之时，开始集体向中央请愿，某大型券商老总甚至以辞职相威胁，要求改变政策局面，在证券界轰动一时。在这个过程中，周正庆也不避嫌疑地在各种场合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在解决存在的问题时，要保持一种态度：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发展的基础，要善于在发展中解决问题,既要解决问题，又要推动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确保社会稳定。一切问题的解决不能以牺牲发展和稳定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