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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康潜
“政府过多地干预市场是注定要失败的，特别是在信息时代。这是个讲求主动性、创造性、个性的时代，是个以众多的个人和企业包括广大的中小企业主动从事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自己承担创新风险并收获创新成果为特征的时代。过多的政府干预会干扰这样的创新过程，从而损害社会的创新能力，妨碍社会的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在美国，微软、思科
等新经济领头公司的壮大并非是由美国政府选定和拨款支持的，而是靠这些公司的创业者、管理者和员工自身的努力在市场竞争中实现的。” ——(激越)
“信息时代技术进步奇快，替代效应极端复杂，信息技术进步使得传统行业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包括价值的转移速度加快、经营模式的更新转化等等。这些绝对是千差万别、错综复杂的事情。这些只能靠广大的企业和个人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中用自己的方法和选择去对付。没有任何一个个人或组织除上帝外能够一手定乾坤，把这些变化置于自己控制之下。政府怎能还.....”——(呢喃)
“中国人目前通行的思维方式中缺乏科学的分析框架，缺乏discipline。中国公司的战略思维和战略管理水平普遍较低，这样下去如何得了？中国的现代化首先应该是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科学化和现代化，因为我们的思维方式中有很多习惯形成的非科学成份。” ——(呃叹)
这就是，我们的采访对象刘博士的咏叹三调。访谈结束后我无不揶揄地作了总结：凡谈事结尾总不忘记慷慨激昂地做一下道德批判，典型的北大风格。但他的师妹当即正色道：道德本来就是一个最高的境界。
谈到中国的成就，很多人不吝用尽所有形容词的最高级，但不争的事实是：我们不过是发达国家伸延(向世界提供廉价产品)出的工作台。我们并没有多少技术的创新和管理的创新。我们的政府花了大量的财力、人力和精力选择和扶持了许多的企业，但这些企业在技术创新上却普遍乏善可陈，例如，计算机行业、家电行业等等等等。我们的高速增长投入了大量的资本、消耗了大量的能源、矿产、其他资源，但投入产出的比率又如何呢？我们怎样才能改变这种增长模式呢？企业应当如何做呢？政府又应当如何做呢？继续和进一步强化政府干预、进一步提高资源在政府手中的集中度和分配资源的权力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吗？
中国经济怎样的增长是能够给最广大人民带来更多收入的增长，怎样的增长才能在提高普遍收入水平的同时缩小而不是继续扩大收入分配上的差距？同样，中国股市什么样的发展能够促进市场效率，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促进中国经济的高效率增长？什么样的股市发展能够让绝大多数投资者分享到中国经济成长的好处？什么样的股市发展才能够有助于公平和效率的提高？
这些问题都很大，但都很真实。都必须认真回答。因为这关系到中国的发展前途，关系到大家的切身利益。需要大家共同探讨和探索。
道乃天地之始、万物本源；德为道之动转。刘博士自1999年(适时，由美利坚抵达中国)至今，一路走来，其间蹉跎不少，但他矢志不渝地追“始”寻“源”，为求道(恍如唐.吉柯德舞动着长矛战风车一般)而劳作。
道德-得道也，无德者难得道。此道德恐与马斯洛(创立人类动机、又称需求层次理论)理论中最高层的需求(它的特征是对某一事业的忘我献身，并在健全、完善社会职能的过程中自我实现)诉求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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