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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蔡钰 发自北京
“震荡在意料之中，但预期应尽快明确。”昨日(12日)，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教授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就证券市场股权分置的改革进程发表了自己的评价。
《第一财经日报》：首批四家试点公司中，具体方案基本分成两类，一类是非流通股
股东直接用自有资金补偿流通股股东，一类像清华同方(资讯 行情 论坛)是用上市公司公积金转增来实现补偿，你怎样评价这些方案？
华生：两种补偿方式的不同在于补偿的法律主体不同，从经济本质上说，这两个方式是相同的。送股也好，缩股也好，配售也好，从投行角度都可以换算成同一种形式。所以有些人把清华同方的方案转化成大股东送股，公积金转增本来应该给所有股东，非流通股股东放弃了应该得到的股份，把获得的转给流通股股东，相当于对流通股股东10股送3.6股，其实本质和用自有资金补偿是一样的。大股东放弃了应该得到的股份，也相当于让利。而且现在业界基本达成一致，给流通股股东的补偿不准备征税。
另外，这次的几个试点方案是投行跟企业具体做出来，是企业的意见。方案中都采取了分类表决，这是多数人共同的意见。但分类表决制度本身也存在缺陷。
分类表决给股东们留出了最大的空间来表达各自想法，这是最大的优势，也是劣势，对小股东来说让利的空间是没有底线的，意见太多恰恰可能达不成协议，有可能无限制地被否决。
另一个问题是分类表决制度没有连续性。如果流通股股东把方案否决了，非流通股股东还出不出价？而现在有的公司一次就来一个“最后通牒”价，扬言说被否决就不再做了，可能导致流通股股东不敢不投票。所以我建议证监会追加规定，凡是申请成为试点的公司，出了第一个方案之后如果被否决，一定要出第二个方案。不一定要限定连续出价的调整范围，但必须继续出价，保证解决的持续性。同时可以调整流通股股东的投票率，延长公司股票的复牌时间，来调节流通股股东的话语权。
《第一财经日报》：怎样看试点公司的代表性和普遍意义？
华生：解决股权分置起步了，起步总是好事情。证监会选择试点时首先是考虑上市公司的意愿，相对来说，选择的这几家试点都是比较有积极性的，质量也还可以。(但)我们预计(送股)这种方案其他大多数上市公司很难做到，没有积极性，很多公司可能没东西可送。
相对来说国有企业还好说一些，民营企业的股东更难让步。国内1000多家上市公司，真正有让步余地的可能有二三百家。所以对大多数可能谈不成的企业，需要考虑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替补方案。对本来就没什么可送的企业来说，可以提倡权证等替补方案。
试点方案推出后市场有震荡，一方面是因为大的新政策出台，震荡是自然的；另一方面是市场的预期也还不稳定：这部分企业可以做了，其他企业怎么办，没有给出说法来。
《第一财经日报》：这次没有提到解决期限的问题，另外感觉决策层是希望利用现有资源来解决问题，尽量避免涉及创新，你是怎么看的？
华生：不说时间限制也给解决过程留出了余地，可以根据市场反应逐步总结经验，根据经验再调整。这种做法本身起步决策风险小，但市场风险大。解决的时候循序渐进，遇到困难了自然会考虑其他的方式。
关于具体解决方案，核心问题是让步的力度。这涉及两类股东的利益，是任何形式解决不了的，需要让具体企业自己来设计方案。
决策部门总是会选择决策风险最小的方案。分类表决是多数人同意的，不能超越，因而政策风险小，肯定成为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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