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纪鹏：股市大转折还在政策 股权分置不能再拖

　　中国股市特有的矛盾，是西方国家股市所没有的结构性制度性矛盾，因此，解决市场经济一般性矛盾的政策，如货币政策、税收政策，即使出尽了也无法力挽狂澜。我们要解决的是特殊性的矛盾。

　　振兴股市，只要政策对头，就并不难。大家现在已经统一了观点，决心绕开国有股减持，而是通过对500家民营公司解决股权分置，在国有股减持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情况下，走出 减持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局面。然后，再回头看国有股减持，那个时候，应该会有更多的手段。

　　2005股市拐点在于政策

　　记者：当前大家讨论得最多的就是股市下跌不止。实际上，在股市下跌期间，还是有政策利好信息出台和政府高层为股市打气，但市场并未有起色。到目前，大家对股市会跌到什么地步心里都没底了。你提到2005年注定是股市的市场拐点，那么股市跌到什么点位拐点才会出现？

　　刘纪鹏：不能从点位上来分析拐点的出现。因为造成中国股市下跌的关键因素并不是市场因素，而是政策因素。因此，拐点什么时候到来，就取决于什么时候出台一个有益于向上的政策。

　　就像大家都分析说的，目前政府能够动用来刺激股市的手段已经不太多了。实际上，政策分两类，一类是一般规律的市场经济政策，像货币政策如加息，还有减税，如减印花税、红利税。但中国股市不是由这类政策能决定的，应该是能够解决中国股市所特有的结构性和制度性矛盾的政策。中国股市特有的矛盾，是西方国家股市所没有的结构性制度性矛盾，因此，解决市场经济一般性矛盾的政策，如货币政策、税收政策，即使出尽了也无法力挽狂澜。我们要解决的是特殊性的矛盾。

　　记者：你所说的有益于向上的政策，最主要还是指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吗？

　　刘纪鹏：目前最突出的是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政策。比如，要给资本市场正名。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股市是好人不去的地方，那里的人都是投机分子。因此，投机分子待的地方股市下跌是好事，并没有站在一个要保护公众投资人利益的角度来看。

　　所以，这个股市期待的特殊性政策，从技术层面看，主要是解决股权分置，而从思想意识方面看，就是要能够出台体现“股市是国民经济主战场”、“股民投资光荣”的政策。必须坚持保护股民利益。当然，关键问题落实到行动上，就是出台怎么样解决股权分置的政策。

　　股权分置问题不可再拖

　　记者：证监会市场监管部主任谢庚指出，解决股权分置问题，要兼顾各方面的利益。你提到股权分置应当自下而上、分散决策。对于兼顾各方利益，你有怎样的制度设想？

　　刘纪鹏：中国股权分置的产生有其合理性，这是由于中国经济改革奉行的是渐变、稳定、逐步深入的方针政策。这是保持中国改革持续稳定发展的必须具备的改革方法论。股权分置，正是从独资形态向一股独大过渡的重要时期，在当时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在当时，中国不能砍掉老树栽新树，只能是老树发新芽。当然，在今天看来，一股独大的负面作用已经横亘在我们改革的面前，绕不过去了，必须加以解决。

　　股权分置，事实上出现了同股不同权的形态，因此欠下了两笔账。一笔是欠股民的。由于当初2/3的股份不流动，市场供求的关系决定了股民高价入市；并且由于当时公司在IPO招股书上对这一风险———非流通股股权分置进入权流通状态———给流通股股东带来的巨大风险未曾加以披露，并且也没有指出风险防范的措施，所以，我们必须承担股民高价入市的责任。这就是要兼顾股民的利益。

　　此外，股权分置也欠了大股东一笔账。按照规律，随着上市和股改的完成，大股东的股份也是应该流动的，但经过15年的发展，至今上市公司大股东的股份都不能流动，严重束缚了上市公司的手脚，这也是众多上市公司质量不高的根源所在。所以也得兼顾大股东的股份能够具备流通的属性所带来的利益。兼顾各方利益，就是要兼顾这两类股东的利益。

　　记者：那么，阻碍兼顾这两类股东利益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刘纪鹏：全流通和解决股权分置问题是纲，而纲下面某一类矛盾，如国家股减持、法人股减持，这些都是目。股权分置问题遇到障碍，是我们从国家股减持入手，到今天花了4年的时间，基本上都失败了，而且到今天争论不断。由于博弈双方中股民的一方持股主体明确；而国有股大股东一方不明确。我们不知道是该由上市公司的高管来代表，还是由国资委来代表。如果是国资委，那么是由各级地方国资委还是由国务院国资委来代表。就国家利益的代言人来说，也不清楚是由国资委来代表或证监会来代表还是财政部来代表。所以国家股减持非常复杂，像宝钢石化这样的公司，到底怎么减，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全民所有制的代表，都有发言权。由于国家股大股东主体的不明确，以及指导思想的纷争，所以没法推进。

　　还有一个流行的观点，有人说，怎么可以用13亿人的财产给7000万投机分子去补偿呢？所以必须认识到，兼顾各方利益的时候，有些利益的兼顾是很难的。难就难在主体不明确，难就难在主体太多。

　　民营试点绕开国家股

　　记者：也就是说，应该从利益主体明确的公司做起。

　　刘纪鹏：对，从利益主体明确的上市公司做起，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

　　今天我们解决股权分置的对策应该是由简到难，可以考虑从没有国家股的民营上市公司为突破口。因为这类公司，经营者就是大股东，他们自己说话算数，自己能当家作主，博弈双方都是明确的单一的，解决也符合双方的愿望。股民能够获利，大股东能全身通畅，作为一个正常上市公司经营。

　　记者：那么，今年能够实现吗？

　　刘纪鹏：今年实现是必然的。从三个层面可以印证。

　　其一，政府高层都发出了转折之年的信号。

　　不管是从股市的起伏跌宕，还是温总理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黄菊副总理又提出要尽快推出股权分置的试点，都已经发出了股市转折之年的信号，并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其二，上市公司对试点非常踊跃，两类股东都在积极准备。我了解到，大股东活动更为频繁，积极为此奔走，甚至向监管部门上报符合自己公司经营特点的股权分制方案，只要上面批准就可以实施。这些大股东都有决心要与流通股股东形成共识，用实际行动来感谢流通股股东对上市公司、大股东的支持。所以当前存在良好的微观层面的解决基础。而这些公司，又都是民营公司，利益主体明确，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其三，非流通股在获得流通的属性之后，股价会上涨，因为流通权是有巨大价值的。这就形成广大流通股，这种增值空间，用来弥补非流通股上涨、流通股下降给股民带来的损失。所以，流通权价值的释放将作为大蛋糕，也存在着一个多赢的利润空间。

　　政策层面的支持、两类股东的积极踊跃上报方案、非流通股可流通的巨大升值空间，为解决股权分置奠定了基础。因此，我认为，今年上半年推出解决股权分置试点是可能的，而今年内推出解决股权分置试点是必然的。

　　记者：股权分置的老大难问题，由此就进入解题阶段？

　　刘纪鹏：从现在来看，黄菊副总理尽快推出进行股权分置试点的指示，是一声号角，解决股权分置的大幕即将拉开。但这个过程必然经历几个阶段，因此也不能太急。

　　第一个阶段，应该分为两个层面：首先是出台能够被市场广泛接受、符合保护股民利益和中国国家利益的解决股权分置方案的原则。

　　然后应该确立解决股权分置基本内容和对象，比如说，在原则上提出由简到难，从没有国家股的民营公司做起；第二，自下而上，不搞一刀切；第三，要使证监会这样的决策主体放权，让1300多家公司作为各自决策主体，提出符合各自公司经营特征、符合行业特点的解决方案。那么，这个进程就会大大加快。

　　试点的推出，就意味着上市公司各自解决自身的一个问题，速度之快，会超出人们的预想。这是时间的问题。

　　记者：当前，已经有超过100只股票跌破净资产，是去年“9·14”行情的4倍。有人提出，要跌到1000点以下，你怎么看这一问题？

　　刘纪鹏：下跌是因为4年来我们都在争论徘徊，始终没有解决问题。

　　其一，政策之手没有偏向股民，要么把他们当作投机予以打压，要么让他们自行承担投机风险。

　　其二，目前股市上公司平均股价是6块，净资产是2块多。如果要完全实行自然并轨，按推倒重来论的说法，还要跌，还有五六百点甚至更高的下跌空间。但如果这样跌下去，量变会引起质变。一旦过度，就会引发爆炸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并危及中国经济的安全。

　　记者：人们都说，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但实际上，中国股市持续下跌，但宏观经济局势运行良好。

　　刘纪鹏：中国股市持续46个月的下跌，已经导致了中国进入一个慢性股灾的时期，股民已经死猪不怕开水烫了。但国家不能放任，使股市成为经济的反向晴雨表的走势。

　　在经济学上，慢性股灾的现象往往伴随着国家经济衰退的发生。但中国的慢性股灾，并不是像西方国家的股灾，是以巨大的经济衰退为背景的。中国是在国民经济良好的局面下出现这样令人痛心的局面，必然有反市场因素存在。

　　这个反市场因素，就是我们解决股权分置这样的重大问题和对证券市场的认识上始终没有走出误区，要么就是计划经济的观念：这不是好人来的地方，要么就是推倒重来论，对西方经验照搬照抄，强调自然并轨。

　　记者：解决问题还是要靠解决股权分置？

　　刘纪鹏：在股市跌到这个层面上，股民已经成为解决股权分置的专家，政府也已经看到，如果不实事求是的解决问题，股市还会下跌与徘徊。

　　可以说，振兴股市，只要政策对头，就并不难。大家现在已经统一了观点，决心绕开国有股减持，而是通过对500家民营公司解决股权分置，在国有股减持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情况下，走出减持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局面。然后，再回头看国有股减持，那个时候，应该会有更多的手段。

　　记者：那么，会不会在股权分置政策出台之前，股市还往下跌？

　　刘纪鹏：股市下跌是由于大家不清楚未来的局势。从目前看，下跌的空间已经有限。如果不及时推出，还在讨论对国家股该不该补偿，那么股市没有良好的预期，还会下跌。前几次出台政策之后都往下跌。但只要吸取经验，出台一个利好的股权分置政策，股市就会上扬。

　　至于大家讨论很多的股市现金分红制度改革、推出股市稳定基金，都不是主要矛盾。中国股市不是总量矛盾，不是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问题，而是结构性矛盾。即使现金分红制度改革、股市稳定基金推出，不解决结构性矛盾，也解决不了问题。按照一般市场规律的减税、货币政策是不够的。结构性矛盾，不能从总量上来予以解决。

　　推倒重来论者在反思

　　记者：关于中国股市，曾经出现过推倒重来论。虽然在最近的股市下跌过程中，没有这样的观点出现，但现在股市的状况让人怀疑，这是否可能成为现实？

　　刘纪鹏：推倒重来论的始作俑者，是缘于对中国的不了解。他们在4年前提出，中国股市基础打歪了，所以要推倒重来。他们没有看到中国改革成功到底在哪儿。中国就是在这种所谓的不规范中实现了巨大的成就。

　　中国改革的成功在于方法论，因此不能照搬照抄。今天，推倒重来论少有人提，是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了，推倒重来对中国经济将是一种灾难。

　　但推倒重来论的危害已经造成，就是前一段时间的国有股减持、挤压泡沫，认为简单的挤干泡沫能解决问题，但实际上，没有泡沫的股市就没有活力，就没有投资的价值。

　　今天这些政策一个一个在纠正，但推倒重来论对现实的伤害已经充分暴露。4000亿的定时炸弹悬在头顶上，大家都看到了，只要不引爆它，股市就会继续下跌。

　　提出推倒重来的人也在反思，他们可能也认识到自己做错了。但在现实中，巨大的金融战车和股市战车还在向坏的惯性方向发展。这是可以理解的，什么时候能有一个转折的发展，就要看股市的结构性矛盾解决，能否按照保护股民、保护股市的方向发展。

　　中国改革成功不是简单的市场化目标确立。中国股市要想成功也不是尽快和国际并轨，而是在推进这一过程中的方法论。

　　大盘股上市必须让位

　　记者：当前股市无法容纳大盘股的呼声很高，但又有人提出，大盘股应该首选在内地上市，这在当前形成了一种矛盾。

　　刘纪鹏：大盘股在海外上市，从长远看是违反国家利益的。有海外投行的人表示，中国的蓝筹大盘股在纽约、东京、香港、上海上市都是一样的，既然国内承受不了，就可以拿到海外去上市，就像出租车在哪个加油站加油一样。但事实上，在东京上市和在上海上市能一样吗？即使是呼吁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美国，也是以自己为主。

　　中国股市作为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和一个维持这个股市的大盘绩优蓝筹股是同时并存的。认为在哪儿上市都一样的说法，根本上没有看到这种错误上的危害性。所以，中行，建行，这样的金融大盘股和下一步推出的电网上市，这些关系国民经济安全的基础产业，首先必须在中国内地A股市场上市。

　　记者：那中国股市的承受能力问题如何解决？

　　刘纪鹏：只要解决了股权分置问题，股市就可以承受。这样，蓝筹大盘股在内地上市，既符合股市利益、股民利益，也符合国家利益。解决股权分置这一主要矛盾，完全能够迎接这些蓝筹大盘股。而中国股市，正是由于这些蓝筹大盘股的存在，才有国际竞争力。

　　记者：那就是说在股权分置问题解决之前，这些蓝筹股不能上市了？

　　刘纪鹏：它们就是要等待。等到股权分置问题解决。可以说，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就是要全力以赴，从各个方面创造条件，不管是正逼还是倒逼。

　　股权分置问题不能再拖了。国家要尽快出台合理有效、符合各方面利益的政策。

　　记者：首先是民营公司，它们的股权分置问题解决之后，国有股怎么办呢？毕竟民营公司500多家并不占有上市公司的绝对多数。

　　刘纪鹏：民营公司股权分置问题解决会有很多启发的。当前是要走一步看一步，解决民营企业的试点，会给我们很多意外的收获。再回头看国有股减持，可能就迎刃而解。如果今天一家都不推，那么中国股市还是原地打转。

　　只要今天的行为不为以后设置障碍，从总体上看对市场上有好处，就不要再犹豫，就应该迈出去这一步。

　　记者：民营公司500家解决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那岂不是说，国家股问题还要等待相当长的时间？

　　刘纪鹏：不一定。如果各家孩子自己抱，速度会相当快，前提是证监会要放权。

　　如果都让监管部门一个个批准，就要很长时间，必须改变到1300个主体各自解决自己的问题。一年的时间解决1000家可能短，但每个主体一年时间解决，那就应该绰绰有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