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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申林英
“我们面临两个市场化方案。一个是起步简单、包容性强、但后续问题较多、可能陷入僵局的分类表决。一个是起步有较大风险、但目标和过程都简单透明、解决问题比较快和彻底、后续发展衔接性也好的可换股的认沽权证。”著名学者、华侨大学校长华生昨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再次强调了对解决全流通问题的看法。
“用分类表决方式来启动股权分置的攻坚，这是决策风险最小的选择。”华生表示，目前征集的方案中，99%是集中决策的，选择的指标跟每个设计者的主观判断有关，很难达成共识。而分散决策、分类表决，跳出了集中决策、统一指标的框框，回避了如何定价以及是历史补偿还是并轨补偿的认识问题，把全部问题都留给了相关利益方。这种似乎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可能在一定条件下会收到“此处无招胜有招”的功效。但由于规则和交易费用变化，上述方法在实践中会面临三大难点：由于个体的交易费用而导致通过率问题；整体谈判成本过高的时间成本；双方均处于垄断地位，缺乏竞争性替代，双方没有彼此都同意的方案，甚至由于彼此报价远离双方的可接受区间，而达不成交易。
华生说，事实上，市场目前有关解决方案中，无论是复权、送股，还是缩股和配股，以及究竟以什么比例和为什么以这个比例等，都缺乏经济学上的解释。并且，要求非流通股股东而不是上市公司承担谈判责任在法律上缺乏依据，它要求利益直接对立的双方在存量上进行你得我失的分割，这种传统社会最原始的解决利益冲突的方式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将是一场高难度的较量，缺乏可操作性和效率，容易陷入久拖不决、久战不胜的僵局。
“如果还是用目前股权分置的方式发行新股，那么，一年中完成全流通改造的企业也许还赶不上新上市企业的数量。而如果用全流通的方式发行，又会迅速牵引整个大盘走低，从而缩小现有企业讨价还价的空间，使谈判更加困难。”华生认为，表决过程一旦拉长，容易出现很多问题，因此，需要把A股含权的“权”分离出来，让市场来确定其权重。由于股市全流通改造的最大问题是事前人们包括政府无法准确估价市场反应和风险，因此，流通股和非流通股股东很难在事前就利益分割达成一致，采用可换股的认沽权证的好处是保证改革在牛市中进行。
“认沽权证本身是境外比较成熟的做法，是境外市场在处理关联交易或增发股份作价时的惯例。它的行使价不是人为制定的参数，而是由市场价决定的。一般采用一段时期的均价来代表市场价。”华生表示，无论是权证发行、股权全流通后的市场反应，还是可能的操纵和全流通后流通股股东恶意砸盘，认沽权证都可以有相应的设计来加以规避。
华生指出，采用这个方案的另一个最大好处是：改革一旦开始，新股就可以全流通发行，这不仅不对存量企业的改革产生冲击，相反，可以为并轨改革中全流通股股价及权证的价格定位提供有益的参照系。这是因为各企业按自己的均线并轨补偿，推出改革的企业批量和时间间隔相当独立，并不干扰。流通股、非流通股并轨改革如果进展顺利，那么深沪市场的上市公司则可以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全部完成全流通的并轨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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