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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银行上市的直接效果是可筹集到一笔可观的股本金，主观上易使国有银行经营者忽视真正改善其经营机制和管理水平，将更多的经营重心放在对筹集到的股本金的使用上，而对股本金的使用效果却可能有所忽略。此外，国有银行自身也存在一些不利于形成良好公司治理结构的先天因素和后天惯性，客观上也增加了改制的难度和风险。因此，如果操作不当，上市目标将无法真正实现。
2004年，国家对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共进行了450亿美元的注资，并对不良资产进行了再次剥离，还成立了金融投资集团公司以进一步分离部分不适合并入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种种举措使得两行的不良资产率大幅下降，资本充足率得以提升，两家银行一定程度上具备了上市的资格和条件，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的步伐加快。国有银行通过在国内外金融市场公开上市，表象的目标是筹集股本金以增强经营实力，实质性目标则是通过市场的监督和作用，形成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运作效率和整体竞争力。国有银行上市目标能否最终实现，除取决于市场力量外，也取决于其先天条件和后天努力，还与其所依存的金融环境相关。
国有银行上市的直接效果是可筹集到一笔可观的股本金，对提高资本充足率，改善财务状况，加大发展后劲和行业竞争力有明显作用。股本金并不要求偿还，短期内分红压力也不大，主观上易使国有银行经营者忽视真正改善其经营机制和管理水平，将更多的经营重心放在对筹集到的股本金的使用上，而对股本金的使用效果却可能有所忽略。此外，国有银行自身也存在一些不利于形成良好公司治理结构的先天因素和后天惯性，如国有股东仍为控股股东，国有董事和经营管理人员任命等仍可能从政治层面上考虑，“所有人缺位”现象仍存在，国有银行经营的惯性使得其过去隐藏和新产生的风险不断暴露，经营规模过大造成管理和改革的困难，企业文化、风险管理理念、人员素质与市场要求有差距，先天对市场不敏感等，这些因素客观上也增加了改制的难度和风险。因此，如果操作不当，上市目标将无法真正实现。具体说，国有银行上市中自身将可能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隐忧：
未能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发展与风险的关系，出现偏市场轻管理的苗头。上市初期，财务和业务指标得以优化；上市后，由于追求短期高额股东回报和管理业绩，市场开拓、机构人员和规模扩张过快，市场开发目标短期化，业务经营中仍部分残留旧体制下的惯性，同时相对忽视内部风险管理，会逐步导致不良贷款率上升，资本充足率下降，银行自身抵抗风险能力减弱，上市初期的优化效应逐步消退，银行变得不再具有竞争优势。这种情况可从国内已经上市的银行得以印证。如早期上市的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上市初期财务和经营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业务规模扩张快，但经过多年的扩张，其内部风险管理体制相对偏弱，最后造成不良贷款率偏高，资本充足率不达标，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弱，信贷政策僵化，产品创新能力弱，即使要求配股增发都不具备资格和条件，逐步丧失了原来上市时的竞争优势。
很难建立强有力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为企业员工所认同的企业核心价值观的表现形式，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体现时代精神的独特企业文化既反映了企业的特色，为社会所认知，又减少了企业发展的阻力。国有银行虽经过长期的经营过程，却难以形成良性的企业文化，反而是一些不合理的价值观左右着员工的行为。比如，员工升迁并不必然与其业绩考核结果相对应，业务发展较为粗放，风险控制相对偏弱，权力与责任不对称等。这些非良性的企业文化已经根植于员工的思想中，上市后还会在一定时期内存在，将会对建立上市银行的企业文化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和形成。
国家作为上市银行的大股东履行市场权力难。一种情况是，由于国有股份仍然在董事会中拥有最大比例的投票和表决权，其对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作用力仍然十分强大，因此其对银行的重大决策发挥着一票否决权和实际控制权。如国有股东没有较好地约束自己，可能会导致权利滥用，从而损害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比如，国有股东考虑问题时不一定基于市场考虑，而带有政治和行政色彩，一旦将这种思想带入决策过程，容易导致决策失误和市场反感。另一种情况是，国家作为上市银行的大股东，本应在董事会中占据一定的表决权，对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力。但由于上市银行要面临国内外两个资本市场的监管，上市本身就已将银行自身的决策权部分交给了市场力量，如果国有股东放弃自身的主导权，过分依赖其他股东及市场的力量，有可能使得国有大股东消极倦怠行使自身权力，这也是另一种极端。因此，权力既不可滥用，又不能被悬空，行使权力只有与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相匹配，才可能建立一个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形成股东、经营者、员工和其他各关系方的平衡格局，最终实现多赢。
信息披露的隐瞒障碍。上市是一把双刃剑，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相对等的原则。在得到投资者资金支持的同时，上市银行必须真实合规地向投资者披露相关信息，保护投资者的知情权和经济利益。国有银行不仅是在国内资本市场上市，还将在海外上市，两个市场都对上市企业的信息披露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如果违反相应的披露制度，所要付出的代价是惨痛的。特别是海外资本市场对上市企业信息披露的要求更为苛刻，监督效应要更强于国内资本市场，一旦出现隐瞒不报的情况，上市企业所要付出的代价更为昂贵。不久前，中国人寿顺利地在海外上市，股民认购热情高涨，股价活跃。其后却被发现隐瞒了违规行为，导致海外投资者集体起诉要求中国人寿赔偿损失，也使国家面临信誉危机的考验。 出于利益的考虑，国有银行的总分行间信息传递和交流历来就存在障碍，数据可以根据出台的政策和各级经营者的利益顷向而人为调整，隐瞒不报、虚报夸大等情况一直存在。历来主观伪造信息所付出的代价不一定大，惩罚不具有威慑力。因此，在国有银行上市过程中，披露信息不真实的行为也一样可能会存在，如果为投资者和监管当局所知晓，后果可能是投资者起诉、巨额赔偿、股价下滑、信誉受损、财务状况恶化等。
员工待遇提高与业绩不挂钩的机制障碍。如果国有银行上市提升了业绩，员工的待遇理应提高；如果上市后裁员，业绩未得提升也可以提高员工的待遇。但如果错误地将上市与待遇上涨挂钩，业绩未提升，待遇倒提升，或者各级职务的待遇与其劳动付出及承担的责任不匹配，或者待遇普涨，人人有份，就使得提高待遇成为了一件庸俗的事情，时间长了还会滋长“大锅饭”、“等着天上掉馅饼”不劳而获的思想、员工队伍不稳定等现象的产生，企业文化和员工战斗力受到损伤，甚至对银行获取经营利润产生负面影响，最终影响银行的竞争力。
经营不善易导致信用和支付危机。国有银行上市后，如果长久未能建立起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经营中可能会出现较大的失误，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导致支付危机，既损害了存款人的利益，又损害了债权人和股东的利益，还会对中国金融市场稳定性和国家声誉产生重大影响。从金融市场看，国有银行上市属于国内上市公司中的“巨型航空母舰”，一旦有风吹草动，都会对股市产生较大冲击，甚至会引发股市系统性风险；从银行业市场看，由于银行间有相互授信、资金清算和拆借等关联交易，如果没有外力迅速救助，一家大规模银行的支付危机短期内可能就会迅速传染到整个银行体系及其他经济实体；从存款人看，一家银行的支付危机甚至整个银行体系的支付危机将较为广泛地影响到存款人的经济利益，对社会的稳定具有不利影响，特别是我国当前并未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存款人的经济利益是否能得以保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种支付危机也体现了银行的经营管理能力和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不够强健。
无法妥当处理裁员。裁员一直是一件令管理层和政府头疼的事情。从政府方面考虑，由于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员工动辄数十万，如果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裁员安排，估计要下岗的人数甚多。这种大批量的下岗，会不可避免地对各地的安定团结产生不利影响，各地政府不得不拿出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对下岗人员进行妥当安排，处理不当，后果较为严重。基于此种情况，政府可能会对银行施压，劝戒银行谨慎行事，从而导致银行的裁员无法按计划进行。从国有上市银行自身看，历史上并非没有过裁员的行动，但其难度还是很大的，好在上市前的国有银行的股东是政府，政府又需要社会安定，裁员的力度实际上不大。在公开上市的情况下，裁员则不可避免，但裁员力度大小、坚决程度、步伐快慢都将经受行内外各种利益群体施压的考验。
当然，除上述国有上市银行自身存在的隐忧外，中国的外部金融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有上市银行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形成。首先，目前的监管法规、思想、文化和手段存在一定的问题，监管更多地着眼于控制风险而未能重视对银行整体竞争力的支持，有关规定缺乏灵活性且监管过于细致，不利于银行灵活地参与国内外同业竞争，监管法规层出不穷且缺乏稳定性，银行无所适从，监管人员业务经验不足，监管未充分考虑业务运作本身的自然规律等。这些监管中存在的问题，有的是很难短期改变的，因此，将会对上市后的国有银行参与国际竞争造成一定的障碍。其次，混业经营尚未开放，使得银行的利润来源单一，服务手段落后，无法充分利用各类金融市场获取竞争优势，在与国际银行的竞争中容易处于劣势。再次，信用环境和法制环境不利于银行经营。中国缺乏诚信文化，相应的法规还有待确立，统一的信用体系尚未建立，执法环境仍不理想，这些都易对银行运作产生较大的风险，不利于良好公司治理结构的形成。
尽管存在上述各种隐忧，国有银行上市的步伐仍在加速，可以预测的是，上市是必然的选择，只要国有银行摆正上市目标，正确处理好业务发展和风险管理的关系，建立良好的企业文化，国家作为大股东正确履行自身职责，按照法规正确披露有关信息，将员工待遇与业绩挂钩，裁员过程中体现人文关怀并重视与地方政府及相关利益方的沟通，努力获取各方支持，还是能通过自身的努力提高竞争力的。此外，国家也应抓紧研究并逐步实施存款保险制度，优化金融环境，为国有银行上市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在这些前提下，国有银行上市的前景仍将是十分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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