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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春
股权分置问题的搁置，并未给证券市场平稳发展带来任何实质性好处，相反，一有风吹草动——从2002年的三板全流通风波，到今年年初的《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转让实施细则》，或其中的任一权威人士个人看法，都会引起市场对政策面不确定性方面的疑虑与担忧，从而影响或打击市场持股信心。因此，无论从国退民进的必要性与紧迫性看，还是从股市自
身发展看，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已迫在眉睫，无法继续搁置下去。尊重利益差异的存在
股权分置问题为何久拖未决？关键是思想上不统一！而难以形成共识的根源，在于市场参与各方存在利益差异。利益差异决定观念差异，这无可厚非。正因为如此，非流通股流通规则的设计或制订者，必须站在更高立场上——既不是站在流通股股东立场上，也不是站在非流通股股东立场上，来审视处理这个问题。首先要使双方对某一观点与规则没有理由加以反对，然后才有可能对之认同，从而达到解决问题目的。
提高市场持股信心是解决股权分置问题的必由之路，因此，在设计或制订规则时有条基本原则，就是丝毫不能损害流通股股东利益，对此不能存有任何侥幸心理。这是由证券市场的特殊性决定的，因为，如果流通股股东一旦发现继续持股会吃亏，那必定以脚投票，如此，该方案又会重蹈按市价减持覆辙。
非流通股要流通，决不能通过牺牲流通股股东利益来实现，而这并不等于说是：非流通股要流通，非流通股股东必须作出牺牲。非流通股已形成的合法但不尽合理的资产，是不能用计划经济方式去划拨补偿给流通股股东的。“让利(还利)于民”的提法，在理论上很难站住脚。比如，扩股(缩股)全流通方案，它尽管对非流通股的资产形成作了详细研究，揭示了其不合理处，但由于这涉及股市现有利益格局与已达成交易合法性问题，不是可以简单否定与轻易“推倒重来”的，因此，该方案不可能作为全局性方案。作为一个全局性方案，它不但需要实际可操作性，更需要在理论上无懈可击，具有理论上的大气。“补偿”之说应该放弃流通权是有价值的，但“反对无偿获得流通权”不等于“对流通股股东应作补偿”，这是两个不同概念。“应作补偿”意味着必须承认已发生的交易有误，这会引出对已交易合理性或合法性的重新评判问题。有否必要去翻老账？深究于此，就像试图去给非流通股定价一样，只是在抓次要矛盾、在做无效劳动；将简单事复杂化，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事实也正是如此。
流通权是有价值的，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能将希望寄托于通过采用行政审批制方式来直接反映，而应将着眼点放在通过建立更公平、更有效率的市场途径来充分体现。
思想认识上的统一，是解决股权分置问题的前提条件，如果这一条件还未成熟，贸然推出任何方案，都将难以顺利实施。
在解决股权分置问题上，理论落后于实践，亟待理论突破。非流通股流通问题，不仅是个实际可操作性问题，更是个思想理论问题。非流通股与流通股股东是平等利益主体
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是市场两大平等的利益主体，这一命题可作为理论上突破口——只有在这点上取得共识，那“非流通股要流通，决不能通过牺牲流通股股东利益来实现”与“非流通股要流通，不等于非流通股股东必须作出牺牲”这两方面观点，才会显得并不矛盾；只有摆正这个位置，那“让利(还利)于民”或“国家利益至上”的要求，都会烟消云散；只有从这点出发，制订的各项规则才能真正体现“公开、公平、公正”这一证券市场应有的法治精神……
证券市场有它的特殊性，解决股权分置问题时，不能采用处理其他问题的方法，比如搞个试点，试对了全面推广，试错了再予纠正。它的特殊性决定试点只能采取先闭门搞方案，然后突然推出的方式。小范围的试点，只能说比按市价减持的方式谨慎些，但不具有全局性指导意义，因为，试点方案即使未马上引起市场不满，也不等于以后可照此办理，不确定性依然存在。而万一试错了呢？市场的敏感性对此有放大效应，特别是这些年处理这个问题一再受挫后，市场承受力已极为脆弱，经不起一再折腾。
展望未来，可预言：股权分置问题的顺利解决，不会是由先试点后推广的方式实现的，而必定是首先通过民间与媒体透彻大讨论，从中产生一种无法反驳的观点，具有强烈说服力，从而统一思想、达成共识，然后水到渠成、顺理成章推出实施方案。可以断定：这一观点与方案，它不依赖于小聪明，而是有着大智慧；它没有丝毫玩弄权术的小家子气，而是散发着坦荡无私的浩然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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