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卢晓平

　　华生的名字总是和改革联系在一起。始终站在改革前沿的经济学家华生，是如何看待“改革是中国最大红利”的呢？

　　30多年来，改革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潮。今天，深化改革的任务依然迫切，但其难点在于改什么，怎么改。

　　“中国改革的难处究竟在哪里，如何破局，是对当代中国人的挑战。胡子眉毛一把抓，不能破解复杂系统。故有必要从区分领域和问题入手，聚焦主要矛盾，剖解分歧与共识，从而探寻改革的空间和通道。”华生的思路十分清晰。

　　在华生眼中，我国面临在经济问题还没解决的时候，又开始面临横跨社会领域的问题。因此，改革肯定不会是一蹴而就的。与中国经济改革一样，社会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也会是循序渐进的。在经济、社会和政治诸多领域，中国需要改革的事情千头万绪，各个阶层的诉求也相当不同，不改则衰，盲动必乱。新一轮的改革从哪里起步，绝非一些人所说的市场化、自由化、民主化那样简单。

　　“中国作为这样一个有着世界上最久远和深厚政治传统的东方大国，如果非要先解决政治改革问题才能去启动经济等领域的改革，我们恐怕至今还在狭窄的空间里苦斗而无解。”他表示，实际上，正是有了率先肇始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才有了今天中国的经济强盛和社会转型，才有了今天人们多方位的诉求和改革空间。因此，要成功地推动中国这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庞大社会向现代化转变，做到既不停滞又不脱轨，改革突破口必须切中中国在这个历史发展阶段上问题的症结和要害，同时能够凝聚体制内外最大程度的共识，打开发展和改革的新通道，从而为后续的改革路径延伸奠定基础。

　　他认为，土地制度改革可能是再次启动全面改革的逻辑起点，是新一轮改革的首要一役。土地制度改革是化解房地产泡沫和金融风险的治本之策。目前我国农民家庭的普遍兼业化已严重阻塞了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各种可能空间。由于垄断与土地财政造成的农用地与非农用地的巨大利益差，在乡村土地上兴建各种小产权房屡禁不止、尾大不掉，造成了这个领域法治的全面松弛。因此，无论是从经济、社会还是政治环节，解决土地问题既是当务之急，又是启动整个制度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枢纽性环节。

　　“新一轮改革的第二役需要直指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他表示。中国的基尼系数(国际上通用的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指标)已在0.5上下，大大超过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此役真正展开，不仅可以全面遏制贫富差距的扩大，而且可以大大增加收入和财产的透明度，显著缩小贪腐贿赂的空间。不必讳言，大力削除社会福利和制度性资源分配的居民歧视，减少一般民众主要负担的间接税和社保交费，增加和开征按财产和收入负担的直接税，包括开征固定资产税、遗产税、赠与税乃至移民脱籍补税都会是这个一揽子改革方案中的必要配件。舍此，所谓收入分配改革就只能是蜻蜓点水，走个过场，甚至搞错方向。

　　而在他看来，第三役需要触动的就是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现在关于国企、国资的讨论，已经相当意识形态化了。国企改革，其他效用也许不少，但财富和收入分配呈现分化，恐怕不可避免。故国企、国资改革绝非现在媒体上议论的那样简单。改革的整个方向是全面推进已经中断乃至倒退多年的政企、政资分开。这是中央的文件中早已确定的方向和路径，并无决策或意识形态的障碍，而且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规范和要求。问题的关键，一是对政企分割要有大的政治决心，二是要有好的制度与机制设计，两者缺一不可。

　　“在社会政治领域，也有两件必做和已经不能拖延的大事：一是全面推行依法治国，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再也不能以牺牲法治为代价去维护一时表面的稳定；二是切实推进中国自己的民主进程。”华生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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