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

　　在讨论崛起的中国能否最终成长为具有持续竞争力的经济强国时，既要看重中国的后发优势，更应冷静思考诸多约束条件；还应做好理性应对不断出现的非理性批评乃至基于既有经济秩序而生的诸多压力和干扰的各项准备。只有扎扎实实培育一大批世界级企业，破除发达国家设在高端产业的壁垒，才能最终立于不败之地。

　　当一向喜欢夸大中国制造业实力与趋势的美国经济咨询机构HIS环球透视日前透露中国制造业产出去年首度超越美国时，英国有学者惊呼：这标志着“经济史上一个500年的周期走到尽头”。而美国竞争力协会也对美国的世界最大商品生产国地位被中国夺走深表担忧。

　　其实，这则消息本身并没有太多的经济产业意义。首先，该机构只是“估算”去年中国占世界制造业产出的比例略高于美国0.4个百分点，而去年中美两国制造业的真实数据要在稍晚些时候才能得到验证；其次，即便中国制造业在规模上超过了美国，也根本不能说明中国在制造业竞争力和获益程度方面也超过了美国。事实上，在中国去年大约2万亿美元的制造业产值中，真正有产业竞争力意义的部分，笔者认为不会超过三分之一。中国日渐做大的制造业规模，实际上是以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的不断膨胀为底基的。

　　最近10年来，外资对中国制造业的市场控制度不断上升，平均控制力已经超过三分之一。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3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特别是在电子信息和汽车等战略性产业，中国业已取得的产业进步，远远跟不上外资的产业控制趋势。谁都知道，尽管中国去年头顶世界第一汽车产销大国的帽子，但这顶帽子却戴得异常别扭。如果扣去世界六大汽车集团在华生(微博 专栏)产基地的产量，中国目下能拿得出手的也就是奇瑞、比亚迪、吉利、力帆和一汽、二汽、上汽等“国家队”里的本土品牌和相关产量了。若以此为衡量基准，谁能说中国汽车超越了美、日和欧洲？

　　即便从产业获益程度来看，中国制造业的整体现状也无法令人乐观。众所周知，一国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的获益程度，主要取决于国内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及东道国在产业增值分配中所占的比例。尽管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这些年来有了较大提高，但是同样不容否认的是，目前中国制造业中有竞争力的产品基本上集于中低附加值产品领域，多数行业在国际分工中仍然处于产业链的末端。在附加值最集中的研究设计和销售推广领域，中国所能拿到的利润非常稀少。中国诸多代工企业堆积木式的经济产出所能带来的产业获益，更多时候显得微不足道。说句不客气的话，类似富士康这样的OEM企业对中国产业的发展，实在不具任何战略意义。

　　当然，中国制造业近年来在自主创造政策鼓励下，的确在产业技术升级以及专利标准和品牌塑造方面有了比较大的进步，以华为为代表的制造企业也正改变着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尴尬现状。但整体而言，要提升中国全球顶层分工中的地位，依然征程漫漫。

　　说起来，制造业只是中国在全球顶尖层面产业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缩影。谁敢自信地说，中国不断增强的金融实力和影响力已经可以拥有足以与美日欧抗衡的话语权？谁敢肯定，发展势头一直很好的中金，未来可以动摇高盛和大摩的地盘？谁敢断定，四大国有控股银行和中投有望成为寂寞王者？

　　但令笔者担心的是，随着国家拟在“十二五”期间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随着中国银行业规模的不断壮大，以及相关资本市场的渐次开放，以及中国金融企业海外并购近年来取得的进展，不少国人尤其是一些相关市场人士和专家学者似乎有些头脑发热，以为正在开启的世界金融格局大洗牌最终将奠定中国的王者地位，更有信心膨胀者甚至认定中国可以在必要时实施一次性大幅调整汇率，以反映实体经济的真实发展情况。憧憬金融强国的浮躁心理于此可见一斑。日本在这方面的教训，这里就不再强调了，笔者只想提醒的是：中国尽管被广泛认为最终可能成长为比肩美国的世界经济强国，但全球顶尖层面的产业分工，从长期看依然不利于中国，而短期内我们还难以摆脱在世界分工中的尴尬地位。

　　尽管有人未必喜欢比照国际领先企业在相关产业领域早已构筑的技术和品牌壁垒，但现实世界的人普遍都这么看，这就是客观现实。假如有一天，中国当真有了类似苹果、微软、英特尔、GE、波音、洛-马、哈撒韦以及汇丰、高盛和大小摩等那样的产业力量和影响力，中国的经济强国地位自然奠定。

　　而从既有经济分工的剩余光谱来看，中国大概还有三年到五年的经济追赶期。假如我们不能在“十二五”期间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一旦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洗牌完毕，则原本就处于不利地位的中国企业又将被国际强势企业再次“锁定”，那中国就有可能在失去比较优势的同时又将错过提升竞争优势的“时间窗口”。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笔者以为，在讨论崛起的中国能否最终成长为具有持续竞争力的顶尖经济强国时，既要看重中国基于经济实力持续成长而形成的后发优势，更应冷静思考制约中国成为一流经济强国的诸多约束条件；同时还应做好理性应对不断出现的非理性批评乃至基于既有经济秩序而生的诸多压力和干扰的各项准备。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间，中国亟需提升制造业层次，夯实金融业基础，争夺全球定价权，延揽战略性人才，并尽力避免超级新贵崛起之后经常易露的骄躁心理。

　　换句话说，中国只有沿着上述全面参与全球顶层分工路线图切实做好相关细化和落实工作，扎扎实实培育一大批世界级企业，并以国家智慧破除发达国家设在高端产业的壁垒，才有可能最终立于不败之地。

　　参与全球顶层分工，中国不可须臾松懈。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