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习的记忆中，格林斯潘老人总会在每次加息之后大舒一口气，他明白，每次加息都为联储在未来获得了降息空间，联储手中应对经济衰退的筹码又多了一些，“降息空间”也是格老为加息在国会作证时所经常出现的概念。

　　迄今为止，各国经济难逃周期魔咒，总在偏热与过冷徘徊，由此，经济偏热时的宏观经济政策就必须为偏冷时积攒调控空间，加息正是如此。

　　本次央行加息已于短时间引发了许多争论，角度很多，有人说加息没用，0.25%相对平均12%-13%的投资回报率简直不值一提；有人说加息加对了，提高资金成本总会给通胀降温；有人还担心加息的副作用：股市下跌，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等等——大家的着眼点都放在加息在现阶段对经济的影响。但是，衡量加息的作用还须放在整个经济波动周期：如果现在不加息，等这一波经济较快增长结束，经济进入紧缩阶段后利率还是这么低，那么，届时货币政策就将有如日本，极其被动。基于此，格老关于“降息空间”的概念尤为值得重视。

　　货币政策有一个好处，它在调控方向上不存在软肋，通过改变社会资金供求和资金成本，既可刺激经济，也可紧缩经济。相比之下，行政性调控政策和财政调控政策都存在调控方向的软肋。

　　行政政策易于紧缩经济，难于刺激经济。一纸命令，可以关停很多项目。但是在经济下滑阶段，却不能用行政命令叫大家拿钱出来投资和消费，虽也可改变严厉政策，创设较为宽松的政策环境对投资和消费加以引导，但是，“鼓励引导”相对于“直接关停”，行政政策在两种方向上效果的差别可想而知。财政政策易于刺激经济，难于紧缩经济。国债一发，顿时为巨额民间“窖藏”的货币注入活力，大量基础设施建设上马，虽说资本在民间运用和在公共部门运用有较大的效率差别，但其在“激活货币”上简单直接的作用实属难得；与启动经济时的效果相反，财政政策在紧缩经济时的作用显得非常有限，这是因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有一个投资过程，在经济过冷时启动的项目，投资期间可能会长于经济由冷而热波动期间，从历史数据观察，近20 年来，我国扩张性财政政策都不得不蔓延到通货膨胀时。

　　三类政策在调控方向上作用的差异在近年来得到了很好反映，每逢新一轮经济上升(2002、2010 年)，紧缩时期的调控主角——财政政策淡出了，而各类行政政策则粉墨登场，独有货币政策在不同阶段仍然持续地发挥着作用。由此，从动态的角度，货币政策的调控空间较大程度地决定了整个宏观经济的调控空间。

　　而利率水平是所有货币政策的归结点，公开市场操作、法定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的调整都将通过改变资金供求关系而改变利率水平，最后改变社会的资金成本，为此，在经济上升阶段提高最重要的基准利率、积攒降息空间又决定了未来货币政策的空间，由此，加息的重要性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