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某种供给是无限量的，它就毫无经济价值。

　　一个经济体开始工业化，劳动力就是这样的供给。当产业劳动力少于农村剩余劳动力时，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并不能改变劳动力过剩的状况，因此劳动力也无权提出更高的工资要求。

　　但是，当剩余劳动力消失，劳动力则变为有限供给。如果某行业想雇佣更多工人，就必须开出比其他岗位更具诱惑力的条件，即支付更高的工资。发展经济学理论把前者和后者之间的临界点称为“刘易斯拐点”。

　　中国近期劳动力短缺现象，意味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拐点”的形成和到来是一个过程。大学毕业生就业难、起薪低，似乎暗示中国市场的劳动力仍是无限量供应。蓝领劳动力市场情况参差不齐：青年蓝领工人资源已经枯竭，但很多中年劳动力长期处于待业状态。

　　出口型产业过去一两年常抱怨“劳动力短缺”，其中暗含玄机。它们大多建立在青年蓝领劳动力基础上，生活成本低，劳动力具流动性，对住房的要求有限。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劳动力的医疗成本呈指数增长。

　　产品紧缺意味着定价有误。因此产品价格应当上涨，遏制需求、增加供给，达到新的供求平衡。劳动力短缺实际上是劳动力的价格过低。

　　不过，遭遇“劳动力短缺”或经历罢工的企业也无需过度担忧。薪酬的要求并非无底洞，只要工资水平以每年15%-20%的幅度增长，劳动力关系就能达到供求平衡。薪酬上调，劳动力需求就会增加，雇佣中年劳动力就有商业价值。劳动生产力随之增加，并能抵消工资成本增加的一半。工资成本增加的另一半可以通过通货膨胀转嫁给买家。

　　让买家承担价格上涨貌似非常荒谬。中国出口商向来惧怕买家，因为买家总可以转与另一家工厂购货。但是，如果中国生产成本上涨，这种选择在理论上就不存在。当所有工厂要求支付同样的薪酬，买家就无法找到生产成本更低的工厂。因此，虽然中国工厂不拥有定价权，中国这一世界工厂却掌握着一定程度的定价权。

　　随着经济全球化，生产基地也可能从中国转移到别的国家，但生产基地转移受两个因素制约。一方面，没有一个国家能在规模、成本和基础设施上超越中国。转移生产基地，则必消磨掉其成本优势。另外，工厂不能离供应商和买家太远，转移将极大地增加物流成本。移动整个供应链将会极其困难。

　　因此，中国可以在某一幅度内提高劳动力薪酬，而不必付出失去全球贸易市场份额的代价。这一时间可能是10年左右。在此期间，依赖价格上涨及出口量的增加，中国出口额每年将以7%-10%的幅度提高，并在10年后翻番，达到3万亿美元。

　　出口价格的增长令更多劳动力转向服务业，劳动力市场则必定产生非常大的通胀压力。过去10年中，中国劳动力收入总额占整体经济比例大幅缩水，目前不足40%。今后10年，劳动力收入占整体经济比例将增至55%-60%。劳动力收入占整体经济比例的正常化将带来5%甚至更高的通胀率。

　　调高利率有利于防范危机。正确的利率则应该比现状高出5个百分点，保持现状将使通胀进一步恶化，恶性循环引发危机。因此，中国必须加息。

　　作为中国最大的利益集团，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反对提高利息可能延缓中国经济转型，进一步推高通胀率。现在很难预测通胀率最终将被推向什么水平。油价作为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指导价格的变数非常多。考虑到英国石油公司(BP)目前的处境，石油价格未来数年只会升，不会降。因此，中国的通胀率很有可能突破两位数大关。

　　像中国这样的经济体，转型时很难不伴生危机。但是，危机不是注定的。中国应当尽快以合适的速度开始加息。如果今年加息1.5个百分点，明年再加息2个百分点，2012年再次加息，中国即可实现经济软着陆，尽管房地产市场可能硬着陆。

　　当今，时代变了，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会导致通货膨胀。宏观层面，中国必须提高利率，避免过度通胀。微观层面，政府应当容忍通过罢工提出增加薪酬的合理要求。

　　中国真实通胀正在失控的边缘

　　中国通胀形势正朝着失控的边缘发展。这是2009年疯狂的货币增量反映到物价水平上的必然过程，我们再也没有理由质疑“货币通货必然引起膨胀”的简单逻辑。随着中国货币供应量在过去十年的极度超发，尤其是过去一年多放出的15万亿的新增贷款所带来的基础货币扩张，将让中国的通胀形势愈发覆水难收。

　　新近发布的官方CPI数据虽然依旧维持在3%附近，但是食品价格占据主导的CPI将在未来几个月持续上扬。刚刚过去的7月份，席卷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暴雨洪灾对物价上行的推动压力，将逐步显现。粮食、蔬菜、生猪和其他商品价格都将持续攀升，以及新近涨势凌厉的租金价格也就继续维持涨势，因为房地产市场在年内僵持格局很难被打破。

　　再加上产能过剩的下降、工资快速上升、投资和消费热潮持续等因素，中长期看来我们都很难看到物价能持续下行的动力。纵使由于政策转向的过于冲动，而导致经济“硬着陆”，进而使得通货紧缩出现，但这一过程注定只是浪花一小朵，中国经济至少在未来五年内的主旋律故事，是持续高通胀无疑。

　　而且中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启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以来，很多领域的价格都被长期扭曲，而如今随着“两难”问题的层出不穷，放开垄断行业的价格管制，理顺价格传导机制也到了非做不可的阶段。这也是通胀势必加速上扬的一大核心因素。现在看来，政府对于能源和资源领域的价格改革也已经不再回避，并开始有步骤的加以推进。简单的事实是，与其被动地接受通货膨胀的结果，不如主动调整资源价格和环境价格，利用全球通胀的时间窗口理顺价格体系。这意味着我们朝着正确的市场方向迈进了关键一步。

　　其实，目前的通胀压力不仅仅来自于这些内生性因素，更让人心有余悸的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急升。这与2007年开始加速的那一轮通胀颇相似。短短一个月，CRB指数录得了10%以上的涨幅，石油在80美元一线不断稳固，铜价一路上攻8000美元新高点，黄金亦处于随时会爆发的周期当中。这些代表性大宗商品价格相继呈现走强的趋势，将让输入性通胀压力明显加大。而且，这一趋势短期内看不到结束的迹象。

　　由于目前世界各国实体经济发力艰难，总需求和总供给都明显不足，这就使得金融危机之后放出的巨额流动性，大量涌入大宗商品市场。可以说，目前大宗商品不是供求所决定的市场，而是主要依赖资本投机所决定的市场，全球通胀再次来临的预期越来越强烈。从国际局势来看，美国发达伊朗战争的可能性日渐增大。一旦美伊战争爆发，以石油为核心的能源价格必将在此的刺激下大涨，并可能带动美元指数重新回到贬值的周期。

　　若整体形势果真恶化到这种地步，那么中国物价形势只能是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夹击之下，迎接难以控制的恶性通胀。本来，今年年初中国就应该开始启动财政货币政策退出计划，上半年的信贷增量宁可急跌，也不可继续放任2010年再次放出天量。但由于莫名其妙的“二次探底”的舆论压力，那么多违背基本常识、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再次上演。要知道中国M2余额如今已经接近70万亿，在两年内有望突破100万亿，在如此疯狂的信贷货币刺激之下，以及上述的一系列的价格上行因素的作用下，真实高通胀难以避免。虽然CPI可能会在一定时期内一直在预期的方向行进。

　　亡羊补牢，为时已晚，但补，总比不补要好。当此时刻，首要任务是不能再让新增贷款继续维持在月均5000亿以上的规模，尤其是2011年的信贷增量决不可再以七八万亿的规模增加，否则这只会让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愈加离谱，同时让通胀形势比想象的还要严重。在货币如此泛滥之际，也是房地产调控所难以承受之重。虽然史上最严厉房地产新政言犹在耳，但房价依然保持着10%以上的同比增幅，环比也几乎看不到实质性的松动迹象。究其根源，还是在于调控政策被货币泡沫所吞噬，地方政府贯彻不得力也是重要原因。“按下(房价)葫芦浮起(通胀)瓢”是接下来我们所能追求的较为理想的政策目标，不过现在看来可惜的是，最糟糕的情况已经出现：葫芦和瓢都按不下去。(本文摘自作者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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