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并不缺少成为顶尖经济强国的资源禀赋，亦不欠缺要素禀赋结构改善和制度创新的内生性动力。但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将很难拥有西方强国崛起过程中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也许，在既有秩序主导国看来，历史赋予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该结束了。因此，在成为世界级强国之前，中国必须高度警惕国际资本及其代言人的经济渗透和战略围堵。

　　章玉贵

　　无论从规模还是层级上看，今日中国经济均处于向更高级别和阶段迈进的关键时期。

　　可以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最好的时代之一，同时大概也是外部环境变化情势最敏感或者说外部风险累积最微妙的时期。5万亿美元的经济总量和3800美元的人均GDP放在一起的纵横比较，可以牵动美欧和日本等大国的敏感神经，令其五味杂陈。其实，清醒的中国人都知道，在考察一国的真实经济实力时，国民生产总值（GNP）远比国内生产总值（GDP）全面得多；而在没有国际货币本位币之前，外储即便与经济规模相当，也没有太多的战略价值；而且以中国依然疲弱的金融竞争力、更多承担代工（OEM）角色的制造业和在主要国际组织中的相对边缘地位，至少在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不过，在享尽了既有秩序框架太多好处的主要发达国家看来，与其并不在同一战壕里的中国，近年来在经济上的迅速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话语权提升，尽管是难以阻遏的历史趋势，却总有一种如芒在背之感。

　　因此，假如把次贷危机发生到目前这段时期作为考察中国国际经济地位变迁的时间光谱，就会发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大国正从有求于中国、赋予中国一定的国际行为空间，到运用综合力量工具来防范中国成为国际政经秩序变革的积极主导力量这样的策略演变。换句话说，中国利用西方发达国家金融力量衰弱的有利时机显著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时间光谱已成过去。如果一定要列出本轮金融与经济危机发生以来中国从既有国际秩序框架中获取的话语权菜单，其实并不多。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中的发言权的些许扩大，是美国在保持自身否决权的情况下，力压欧洲和日本的结果。主要国际经济组织的治理结构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至于备受期待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也大体如此，美国人可以指责小布什的穷兵黩武和在国家经济治理上的不思进取，但一定不会怀疑其在美元最为困难时期为了保持其主导地位而付出的相关努力。至于打着变革旗号上台的奥巴马政府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一点也不比前任软弱。

　　人民币在国际化方面的最近进展，是中国贸易和经济影响力持续扩大的自然延伸。当然，有人可能会说，中国银行业不是成功地利用了美欧同行衰落的时间窗口迅速做大做强了吗？全球最赚钱银行的帽子不是戴在中国工商银行的头上了吗？不错，这些都是真实世界里的客观存在，但深知自身以及国际同行真实竞争力的国内银行业领袖，内心应该很明白，若不是监管机构的不时提醒和警钟常敲，金融危机以来进取心似在减退的国内银行业，可能早已挥霍掉在这场危机中获取的相对竞争优势了。而今国内银行业显性和隐性的经营风险，一点也不容忽视。因此，面对正在努力恢复元气且致力于找回昔日感觉的美欧同行，中国银行业除了快马加鞭，根本连停下歇口气的时间都没有。

　　所有中国金融业者都不容忽视的风险是，早已把转嫁经济风险招数玩得纯熟的美国，是不会放弃利用中国的经济与金融漏洞来遏制中国经济金融崛起步伐的。击败中国商业银行，控制中国证券市场，夺取中国金融市场的主导权，是美国金融资本及其代言人一以贯之的战略目标。中国万不可松懈自己的敏感神经。

　　尤其令人担心的是，尽管中国并未通过这场危机跃升为国际政经秩序洗牌的积极主导者，但从来不缺防范意识的秩序主导国却正在收紧针对中国的各种防线。一个明显的证据是，最近一段时期来，美国显然加强了针对中国的政经围堵尤其是军事围堵，比如在朝鲜半岛和南海等问题上。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所需要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不排除随时可能恶化的风险。

　　历史的教训尤其值得我们汲取。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从来都不局限于经济领域。套用斯蒂格利茨的一句话：“很多经济都是非常政治性的，中国必须学会在这种体制下生存。”也许，一向关心中国的斯蒂格利茨明白，中国成为经济强国之势非西方力量所能遏阻。的确，已经沉寂了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再次成为世界主要经济力量，并非奢望。而从资源禀赋的角度来看，中国并不缺少成为顶尖经济强国的基本要件，亦不欠缺要素禀赋结构改善和制度创新的内生性动力。但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都将很难拥有西方经济强国崛起过程中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可能在既有秩序主导国看来，历史赋予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该结束了。因此，在成为世界级强国之前，中国必须高度警惕国际资本及其代言人的经济渗透和战略围堵。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