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亚夫

　　作者系本报首席编辑

　　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已实施十年。对于当今的中国，其意义已超出了一般的地域问题。运筹得失，攸关中国的命运，也是扭转中国经济内外部失衡、化解一系列两难矛盾的一副良药，需要用全新的思维予以重新评估。

　　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已实施了十年。在内外部经济环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在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两难问题越发严重的今天，包括中部崛起、东北振兴和西部大开发等在内的区域发展战略，对于当今的中国，其意义已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地域问题。用什么样的思路和眼光来重估西部大开发等区域发展战略，攸关中国的命运，也将影响着未来经济的格局。

　　有分析人士称，中国的西部地区曾经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是中国经济的中心，只是在唐代以后才走向没落。而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正是在大开发的浪潮中完成了自己的现代化进程。这样的分析不无道理。但是如果仅止于此，仅止于表面的记载，不去探讨影响历史兴衰的原因，尤其对当前的问题，不能号准其脉络，那么，只做简单的比附是无济于事的。

　　站在历史的坐标点上环顾眺望，决定兴衰的关键在哪里呢？当前的问题其症结又在哪里？那些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和当前的矛盾与问题又和西部大开发有什么关系？要弄清楚这些问题，不妨化繁为简，先来看一看几个既与历史有关又和现实有关的因素：人口、资源、环境，以及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据此探讨西部大开发对扭转中国经济失衡、化解一系列两难矛盾的影响。

　　从近30年来改革开放的历程看，由于采取了非均衡发展的策略，中国经济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四大难以解决的问题。这就是内外部供求失衡、人口布局畸形、资源与环境压力增大、城乡二元矛盾突出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如果还是要走非均衡发展的老路，依靠过度依赖外需的发展模式，不仅不可能有好结果，而且很有可能会使问题更恶化。

　　现在，只有改变发展方式，走均衡发展的新路，从主要依靠外需逐步转向内需，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上述四大结构性矛盾，走出当前的发展困局。而所幸的是，中国经济与其他小经济体不同，中国幅员辽阔，有很大的经济纵深，因此有调节的空间，有自我完善的可能，有条件避免因发展瓶颈而导致的衰退。尤其是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后发优势，更是医治四大顽症的一副良药。

　　其一，从人口分布的角度看，重估西部大开发战略，对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有重大影响。历史上，西部的衰落与人口流失有很大关系。当前，经济领域的两难矛盾日益突出，就和人口的异常流动与畸形分布有关。未来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还将增加，这些人口如果继续向北京、上海这样的超负荷城市转移，无疑是一场灾难。但中西部的崛起，正好为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空间。

　　其二，从资源与环境的角度看，重估西部大开发战略，对优化资源配置、缓解环境压力有重大影响。当前，中国社会之所以面临严重的资源与环境压力，一方面与人口的畸形分布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人均资源的消耗和供求关系的畸形有关。尤其是东部部分地区的自然承载力已超过极限，矛盾日益突出。而中西部的崛起带来的分流效应，将会大大缓解资源与环境的局部压力。

　　其三，从二元经济的角度看，重估西部大开发战略，对于化解日趋严重的城乡二元经济矛盾有重大影响。统计显示，近30年来，由于施行了非均衡发展策略，中国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社会差距越来越大，二元结构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现在，中国的人口结构出现了“刘易斯拐点”，此时加速发展中西部经济，构造新的城市群和产业带，有利于用两股力量来化解二元经济的矛盾。

　　其四，从供求关系的角度看，重估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调整内外部供求关系，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有重大影响。长期以来，中国经济有很大一部分是外向型经济，对外依存度持续偏高，服务于外需的产业构成也很复杂。现在由于外部经济环境已经发生变化，通过内需来消化和转移一部分产能是一个棘手问题。而中西部的崛起，消费需求的扩大，正好提供了产业转移的可能。

　　诚所谓天佑中华。在经济形势越来越复杂、两难矛盾越来越突出的时候，在中国的经济结构正在作出重大调整的时刻，重估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就有了全局性的、更深一层的经济含义。中西部地区的崛起，不仅能够治疗中国经济的长痛，而且能够处治眼前的短痛，是一副需要小心调制的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