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必须紧紧围绕转型这个核心命题来提升增长质量的关键时期。若是因为担心经济陷入“次萧条”，从而再次举起刺激大旗，尽管会显著改变短期经济指标，但付出的系统性经济风险上升以及内外经济失衡加剧的代价不仅会吞噬刺激政策的成果，更有可能在失去结构调整良机的同时错过超越主要竞争对手的时间窗口。

　　前期复苏势头还不错的中国经济可能再次面临滑坡风险。

　　尽管二季度的经济指标尚未出炉，但中外有关机构和个人已迫不及待地表现出对中国经济的先知先觉之势。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经济组织近日纷纷调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部分投行更是喊出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见顶、政策子弹所剩无几的炒作口号；国内部分经济学家也在跟风，有的干脆“精准”预测中国经济在第四季度风险会加大，经济可能迎来“次萧条”，有的则提醒决策层必须做好经济下滑三个百分点的准备。

　　笔者完全同意中央最近关于经济复苏曲折性超预期，要防止政策叠加效应的判断。也认为在全球经济复苏的基础不巩固，尤其是美欧经济存在变数的情况下，要求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健增长并非理性的期待；同时也相当认可国外有关机构和个人不时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深入“解剖”和相对客观的评析。只想提醒一点，这些年来，关于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若干重要政策的成功推出，更多时候是基于决策层扎实的经济调研和有关智囊的严谨分析，而非倚重来自国外分析师的所谓客观分析。当然，笔者并不否认本次危机暴发前影响力巨大的国际投行之于中国经济决策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但当危机使这些昔日在国际市场呼风唤雨的所谓顶尖分析师的真实面目暴露于天下时，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国人理应不再盲目追捧他们的所谓权威报告。不过稍微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仍有不少浸润着西方思维方式的学者们，年年不忘看空中国经济，在博得部分眼球关注的同时也成了西方研究机构的吹鼓手。

　　回头再来看看今日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笔者认为，决策层大可不必对可能的经济下滑格外紧张，老实说，中国的调控子弹也远未用尽。只要我们通过有步骤地启动深层次改革，中国经济强劲而高质量的增长动力一定会显著释放出来。

　　为什么这样说？不妨先来分析一下国内部分主流经济学家和西方分析师们关于中国经济问题和经济形势判断的背后逻辑。在他们看来，中国每年需要就业的人员总数超过2400万，按照8%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解决1200万人的就业，但仍有1200万的供求缺口。如此沉重的就业压力，使得政府对经济增长数据格外敏感，只要经济走势稍微显出不好的苗头，政府势必通过扩张性经济政策来设法对经济热启动。而从本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的中国政策因应对策来看，政府的确是在按照凯恩斯主义思维启动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但即便是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非常关注经济结构的调整。例如从那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五项工作内容来看，短期内中央希望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来维持8%的经济增长底线，中长期来看，中央希望通过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来防止中国经济出现大的起落，寻找一种能够使经济保持持续活力的增长机制。只是在具体政策执行过程中，各级政府并未深刻理解并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没有在转变经济增长观念，采取切实措施打造内生经济增长模式等重要环节上下大力气，其结果，凭借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尽管成功地避免了类似日本那样的经济雪崩，但付出的短期代价与中长期风险恐怕一点也不容忽视：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是以牺牲经济转型时机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表面增长；至于经济失衡状况进一步恶化，以及由于流动性过剩引起的新一轮资产价格泡沫破灭，没有在各地政府的整体经济政策的考虑之中。这也造成了经济复苏形势异常复杂的局面。

　　其实，以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和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性条件来看，即便没有这次百年一遇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国过去三十年来年均9%的经济增速也很难再持续。因此，求解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之道，决然不能仅仅寄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送大礼”，而应冷静思考制约经济持续发展的约束条件，更应以制度改进和技术创新引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尤其在中央和地方热望经济稳健复苏的关键时刻，我们更应重视通过启动深层次改革，切实重视民营资本在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数据早已证明，在关乎民生的就业方面，民营企业的作用远远大于国有企业。过去几年，民营经济创造了中国80%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在浙江省，这个比例更是超过了90%。既然如此，政府和有关金融机构就该以实质性举措进一步营造经济复苏的内在环境，打破国有企业在关键领域的垄断，让民营企业的充分竞争、外资企业的效率辐射，以及国有企业本身经营效率的不断增进，共同构成中国经济持续成长的动力。

　　往昔教训自当镜鉴。既然时间和环境已变，仰赖投资和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已被证明为效益不彰，风险巨大；那么，政府亟须以宏观调控为契机，将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作为当前经济政策的主要着力点，以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切换。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必须紧紧围绕转型这个核心命题来提升增长质量的关键时期。若是因为担心经济陷入“次萧条”从而再次举起刺激大旗，尽管会使短期经济指标显著改变，但付出的系统性经济风险上升、内外经济失衡加剧的代价不仅会吞噬刺激政策的成果，更有可能在失去结构调整良机的同时错过超越主要竞争对手的时间窗口。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