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咨询 研究员 李浩

　　经过了金融危机的打击，长期依赖高增长、高出口的弊端显露无疑，现在没有人会反对必须调整经济结构。各地方政府也纷纷表示要紧跟中央走，但实际情况却像全国政协副主席黄孟复所说的，在调结构方面，很多地方是“醒得早，起得迟；说得多、做得少；投入多、效果少”。

　　其实，这不是觉悟不高，也不是教训不深，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现在日子并不好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调结构是件花钱的事。在“4万亿”投资计划下，从中央到地方都感觉囊中羞涩。尤其是地方，过去，尚可以通过地方融资平台来找钱，但现在这种模式已受到约束，其融资功能已经大打折扣。雪上加霜的是，中央对房地产的打压让地方以往最大的经济来源也快要断流，安邦在对一些地方的调研中发现，各级政府现在是三句话不离“财政”、“融资”。而中央的意思是在经济稳定的情况下调结构，如此一来，地方政府纷纷抱怨，这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少吃草”。

　　退一步说，即使地方不缺钱了，调结构也不是那么容易搞的。在很多地方政府眼中，调结构不是要把以往积累的东西彻底不要了，不然去年以来上马的项目难道就真的忍心全部停工？实际上，调结构还得靠增量来解决。但就是这个增量让一个浓缩了转型特征的城市——东莞犯了难。东莞是国内著名的出口加工业聚集地，东莞户籍人口160余万，外来人口700万－1000万，目前东莞拥有16000多家外资企业，14000多家是搞加工贸，其中9000家搞来料加工。东莞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全国第一，据称今年能够实现现代化目标，但在结构转型面前，东莞也汗流浃背，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多次亲临指示，全国也都在看东莞如何转型。为了摆脱对传统产业和加工贸易的依赖，东莞政府高层多次访问外国展开新兴产业“招商之旅”，但似乎不太顺利，没有奏效。

　　再者，调结构是个系统工程，不是建几个工厂就可以了事。对东莞这类以出口加工业为主的城市来说，过去依靠出口加工业起家，绝大多数依靠海外市场，虽然工厂众多，但彼此并不形成产业联系，也缺乏产业集群效应。现在要从出口转向内销，光建立渠道网络、打开国内市场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事实上，绝大多数企业因无法承担为创建品牌所付出的人力、研发、市场等必要成本而陆续撤退。

　　站在历史的角度，调结构其实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中国区域竞争的重新洗牌。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东部想保住领先的地位，西部则闷头追赶。这是中央乐于见到的，但地方政府心里多多少少充满了某种恐慌，调结构如果选错了方向，代价将十分惨痛。这也是地方对于调结构态度暧昧的原因。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引述一位曾负责城市建设的东莞官员的话说，“(东莞)政府主张，只有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才能引进更多外来资源。但这只是自上而下的借口而已，只好把转型任务无限期地拖下去。”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在当前复杂的宏观形势和政府的宏观调控之下，转型之中地方经济开始变得处境艰难。中央政策可能在地方遇到层层阻力，而一些省市在节能降耗、宏观调控方面的“明应暗拖”有可能成为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