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所以在60年漫长的时间内始终把经济增长放在首位，这与中国在历史上一直遭受外族入侵和欺凌有关，所以“落后就要挨打”是中华民族的几千年来的教训。而60年来我们经济目标上大同小异，是否与我们政府职能转换相对于经济体制的变化要迟缓有关呢？比如说，一年一度的由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原国家计划委员会)所作的《关于xx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xx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这样类似的标题已经沿用了50多年(从1957年开始)，只是原先只有“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后来又增加了“社会发展计划”。但我国的经济体制在过去三十年中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且我国在积极争取主要发达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民营经济对GDP的贡献率也已经超过50%，这说明中国确实不是计划经济国家了。而且，我国的每五年国民经济发展目标也从原来的“计划”变成了“十一五规划”。既然如此，我们年度的发展目标是否也应该由“计划”变成“规划”，由考核性指标变为参考性指标呢？

　　对于目标多重化和忽视了对多重经济目标之间彼此关系深入分析的现象，是否与中国长期沿袭思维习惯或文风相关？从古至今，国人的思维方式一直以辩证逻辑见长，所谓的阴阳平衡。一篇文章犹如一帖中医药方，总要四平八稳，既要怎样，又要怎样，在突出重点的同时，对非重点又要点到为止，唯恐遗漏，留下话柄。这种思维方式有它的优点，那就是全面、系统、高瞻远瞩地看问题。缺点就在于不会把文章中提及的各个问题、多个目标通过一组函数模型的方式来表述彼此之间的关系。比如说，节能减排、产业升级与促进就业之间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彼此的相关系数是多少？国人总是习惯于提倡既要做好这个，又要做好那个，往往是文章写得很好，事情没有做好。关键问题在于一定要深入研究实现目标的可行性，多重目标之间的关系。

　　经济增长与扩内需呈反比：是否还要继续把GDP作为首要目标

　　我们的习惯思维总是觉得启动内需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有效手段，但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二战之后经济起飞和产业升级最成功的两个国家：日本和韩国，发现资本形成(投资)对GDP的贡献率与GDP增长率是正相关的，而最终消费(也就是我们所提及的扩内需)的贡献率与GDP增长率呈负相关。比如，在1952至1973年日本经济高达9%的GDP增长期间，日本的消费贡献是65.94%，当GDP增长降低到4.2%的时候，消费的贡献上升近2个百分点，而投资的贡献则下2个多百分点。韩国也是如此，当80年代消费对GDP的贡献比70年代下降10个百分点后，GDP则增加了1个百分点；1998年以后随着消费对GDP的贡献再度提升，GDP增长率则相应下降。而从前面我们对中国过去30年的GDP增长做分析也同样发现，消费的贡献率与GDP增长也呈弱负相关。

　　日本不同时期经济增长及需求构成(%)

年份	GDP 增长率	最终消费	资本形成	净出口
1952 ～ 1973 年	9.0	65.94	33.48	0.36
1974 ～ 1990 年	4.2	67.78	30.89	1.33
1991 ～ 2000 年	1.5	69.62	28.75	1.64

　　资料来源：IMF

　　既然扩内需、保民生与GDP的增长率的提升是负相关，那么，我们就必须做出选择，那就是究竟是要一个鼓舞人气的GDP增长率，还是要提升全社会整体生活水平，缩小贫富差距，通过扩大消费来解决就业问题。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各国政府的经济目标，发现大多都选择充分就业、增加失业救济和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等目标。而我国由于长期以GDP增长为首要目标，所以，在财政支出方面，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投资的比重较大，而用于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过少，即便是现在有所提高，这还是属于弥补过去的欠债。

　　中国在过去60年中经济增长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而且，中国的GDP总规模达到全球第一也是没有任何悬念，只是时间问题。但如果中国能够让13亿人共同富裕起来，那才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奇迹。所以，现在是到了淡化GDP的时候了，应该把财政支出用在如何更多地提供社会保障，更多地增加就业人数和最大程度上去带动消费方面，而不是用在如何让GDP达到某个增长目标上。而且，中国的行政机构设置的特点都是下级机构仿效上级机构，GDP的目标从中央到县乡都无一例外地成为首要目标，只有中央调整施政目标和职能，地方才会响应。而只有当经济出现萧条、产能大量过剩，失业等社会问题激化的时候，制度改革的时机就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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