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罗伊：从我目前观察来看，此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并不大，与美国的政府支出主要用于援助金融机构不同，这次中国政府的支出将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如改善公路等，而基础设施的改善会使中国在将来变得更有竞争力。

　　危机下一阶段可能涉及商业银行

　　《红周刊》：全球都在降息，美联储也在降，伯南克甚至说零利率也很有可能。您怎么看待降息的作用？

　　雷罗伊：虽然美联储一直在降息，但你要知道，这里所说的只是风险极低的中央银行贷款利息。那些有较高风险的资产，因为有较高的风险溢价，它们的利率并没有降低。比如美国的住房贷款利率，事实上，在此过程它并没有降低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上升了。所以，我认为中央银行的贷款利率下调并不能对经济造成太大的影响。

　　《红周刊》：所以，虽然利率一再下调，但美国股市并不买账？

　　雷罗伊：是的。在我看来，相比央行利率，拖欠利率(default rate，也可称为违约利率)或者信用卡利率的重要性与影响可能更大。我认为，危机的下一阶段可能会涉及到那些持有信用卡负债的银行，因为人们现在已经不能再用住房抵押贷款来还清信用卡负债了。而且，拖欠利率还在不断地攀升，所以，那些持有大量信用卡负债的银行，比如花旗银行、摩根大通等，它们的前景并不乐观。投资者对拖欠住房贷款、延迟信用卡还款的担忧冲淡了利率从2%到1%的微调所带来的利好。

　　投资者另一个担心是失业率上升，因为这意味着停止缴还住房贷款、拖欠信用卡贷款的人数将增加。投资者越担心，就会出售更多的股票，所以，市场表现不佳也在情理之中了。

　　《红周刊》：那您认为这场危机什么时候会结束呢？

　　雷罗伊：违约不停止，这场危机就不会结束。所以，美国政府需要做的就是重建住房抵押贷款体系，阻止“违约——房价下跌——无力支付——另一方违约”的恶性循环，恢复投资者对住房抵押的信心。

　　衍生品像酒 小酌有益 多则伤身

　　《红周刊》：投资银行在这场危机中广遭诟病。

　　雷罗伊：投资银行确实应负一定的责任，他们买入了太多的抵押证券，远超过其能够承担的范围。其实商业银行也购买了很多抵押证券，但是他们有足够的资产，在其可承受范围之内，所以能够在此次危机中存活下来。总的来说，投资银行的杠杆比例太高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一般是10%，而投资银行只有3%左右。

　　《红周刊》：说到“杠杆”，此次危机爆发后，“去杠杆化(deleverage)”这个词被迅速普及，这个词具体什么含义？怎样才叫做“去杠杆化”？

　　雷罗伊：简单地说，“去杠杆化”就是降低杠杆比例。有两种方法，一个是注入更多的资本，比如巴菲特向高盛注资20亿美元，就可以帮助高盛“去杠杆化”；另一种方法则是出售资产，就像美林在此次危机中出售大量的抵押支持债券那样。所以，要改善权益/资产比例，增加分母或者减小分子都可以做到。

　　《红周刊》：现在华尔街对金融衍生品惟恐避之不及，但现在中国的很多银行却在花大力气研究学习金融衍生品，您觉得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衍生品？

　　雷罗伊：确实，此次危机金融衍生品的影响非常大，主要是因为人们很难真正理解金融衍生品——究竟谁在承担风险？风险究竟有多大？这些问题还没搞清楚之前，衍生品已经销往世界各地了，所以，你根本无法搞清楚谁可能违约、谁不会。但是，大家都清楚，只有最简单的证券化产品也行不通，这样显然阻止了金融创新的步伐。所以，在我看来，金融衍生品就像酒，喝一杯很好，但如果喝一两瓶，那无疑是十分有害的。

　　《红周刊》：给我们的读者提些建议吧，从危机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

　　雷罗伊：永远不要买自己都搞不懂的产品，这也是沃伦•巴菲特曾反复强调的，可惜很多人并没有真正听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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