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市不救市：这是一个问题

　　番 薯

　　 读史以明智，当历史重复发生时更是如此。

　　 《金融危机真相》是经济学家戴维·德罗萨2001年的作品，再现了上世纪90年代全球范围内不断发生的金融危机的惊心动魄场景。

　　 亚洲金融危机过去了10年，美国次债危机又起，并被认为是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之一。此时德罗萨作品中文版的出版，也算是“赶早不如赶巧”了。德罗萨的研究，不仅揭示了金融危机的“真相”，也描述了政府部门危机应对机制的真相——“危机，是政府干预的源泉”。

　　盛衰循环不断

　　 类似的危机总是重复发生，对于危机的反应也一再自我复制，危机之后接着又是一次更大的危机，这似乎已是一个逃脱不掉的循环。

　　 究其根源，可以说人性如此：人类对于财富的追求，就像是一个个波浪，一下是高潮，一下是低谷；而由于人类难以克服的感情因素，这些高潮和低谷还总是被放大到“非理性”的地步，就像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对股市的形容——“非理性的繁荣”。

　　 我们能够战胜这种“抽疯式”的盛衰循环吗？以历史经验来看，恐怕是不可以的。因为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市场的本质缺陷，市场就是一群逐利的人，既然人贪婪与恐惧的本性不变，市场的波动也不会改变。要知道，那些技术派人士正是以这种人性不变作为理论基础在投资市场中获利的。

　　 人类的金融危机一次接着一次，导致了政府功能的不断扩大，政府肩负起了战胜波动性的重任，不过波动性可能被暂时减小，但是更大的波动却会一再发生。

　　 如果说，政府真的“能做些什么”的话，按照德罗萨对于历史事件的梳理分析的结论来看，那就是“尽量少做一点什么”。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先看看《金融危机真相》究竟说了些什么。这位德罗萨先生现在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不过他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也曾任教于芝大商学院研究生院，因此是一个典型的“芝加哥学派”，高举的是经济自由主义大旗。

　　 在德罗萨眼中，从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到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不是由于市场失灵，而根本就是人为因素对于市场制度的破坏的后果，比如被德罗萨视为罪魁的“固定汇率制度”。“各国政府官员为开脱罪责，纷纷控诉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指责货币投机者，事实背后的真相却不是这样。”

　　 很可笑不是吗？固定汇率制度被设计出来以减少金融市场的波动性，但是这种为减少波动而采取的“强制”行为导致的却是市场在顷刻之间爆发一次灾难性的大波动。

　　危机是干预的源泉

　　 更进一步，德罗萨不仅批评了固定汇率制这个错误根源，还批评了在解救危机中各国各地区政府的所作所为，他认为，“危机就是政府干预的源泉”，而这种干预，更多的时候是违背市场原则的。

　　 德罗萨举了两个典型案例。一是香港“背离了自由市场典范”，干预股票市场，狙击了以索罗斯为首的金融大鳄；二是美联储对于长期资本公司（LTCM）的拯救。有意思的是，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还严厉批评了香港金融管理局的干预行为，而几个月后美联储对于LTCM的干预也超越了中央银行与私营部门分离的界限。

　　 让德罗萨感到最糟糕的是，“无论是美联储还是香港金融管理局，事情看起来好像是，如果没有政府的定期指导和积极干预，世界金融体系就会崩溃”。

　　 美联储和香港金管局错了吗？我们没有下定论的能力和权力，至少它们的行为都在当时减少了市场的波动性，同时也减少了更大的损失。不过，我们可以接受的德罗萨的观点是，市场原则的确遭到了破坏。

　　 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鲁宾后来在其自传《不确定的世界》中曾经回顾过政府挽救市场的干预行为，大致意思是：比较拯救LTCM等企业所造成的“道德风险”和市场可能遭受到的巨大波动的破坏，以实用主义的做法，还是两害相较取其轻比较好。值得注意的是，鲁宾的这种说法实质上也承认了政府干预的破坏作用。

　　 如果是这样，政府“当考虑对私有部门危机实施干预时，就需要极度谨慎和自制”，因为，“央行和财政部长们成功地处理危机只是相对罕见的现象”，而且，“干预的影响可能会持续很久，因为政府可能会开创许多干预先例，而这些先例后来会成为进入各种私有部门市场的借口”。

　　次债的因果循环

　　 市场不是完美的，但也不是同样不完美的政府可以完全修补的。更多的时候，这一次的过度修补，可能成为下一次危机的根源。我们能为政府干预危机而造成下一个危机找到的最好例子，就是当下的美国次债危机。

　　 去年8月次债危机刚刚爆发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就公开撰文批评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认为目前次级抵押贷款危机与格林斯潘在任时推行的政策有关，“斯人已去，遗害犹在”。

　　 斯蒂格利茨的逻辑是，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美国出现衰退，美联储选择了连续降低利率的措施救市，可是降息本身并没有多大刺激投资，经济随后繁荣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人开始更多地贷款买房和负债消费，低利率促进了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繁荣。

　　 降息的同时，美国还不断放宽放贷标准，针对信用等级不高者的次级贷款发放额不断上升，允许个人贷款的数额越来越大，还出现了一些非固定利率的贷款品种，这些都促使没有足够金融知识和风险意识的贷款人更加盲目地借贷。

　　 斯蒂格利茨说，“格林斯潘似乎认为，美国经济只要有他掌舵就能一直欣欣向荣，但经济增长总有难以维持的一天”。可惜，太多的美国人在制定家庭预算时没有留出余地，以至于泡沫破裂后无力偿还贷款，最终导致危机爆发。

　　 次级债，这是一场正在发生中的危机，也许还没有到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刻。谁又能想到这场危机和几年前的美联储救市有关呢？现在，美联储又在救市了？

　　 没有人说不该救市，我们的确不能对于眼下的危机视而不见，而且政府手里的确还握有可以见效的救市武器。不过，救市归救市，救市措施的“度”却是需要把握的。

　　 德罗萨在《金融危机真相》一书中的最后一句话说得好，“总的来说，世界经济福利面临的一个大的威胁就是，人们对短期经济低迷的容忍程度太低，而对于调整市场经济所取得结果的期望又太高了”。

　　 我们是不是也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