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河证券：宏观管理的大国经济思维

　　文/滕 泰

　　医生医治的病例越多经验越丰富，而经济学家却没那么幸运，一生能全面观察一国一个阶段的经济就很难得了。所有医生诊病前都先询问患者年龄，因为不同年龄的患者脉搏血压等指标有不同表现；而经济学家中却很少人喜欢研究历史，常常热衷于学习发达成熟市场经济的标准，把“起飞经济”的每一颗青春痘都当毒瘤来医治。

　　历史的惊人相似

　　2002年，曾经有人到处说中国经济将面临“危机”，马上进入“下降通道”，主要理由是：连续二十年超过8%的高速增长在历史上没有先例，是不可想象的。这种本来应该被贻笑大方的观点，在当时的证券投资界却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轻信者之所以被吓倒，主要是因为他们缺乏对历史上发达国家经济起飞阶段各项指标的了解。

　　比如：美国经济成长最快的年份是一战和二战期间，其中1913-1920年国民收入年增长率平均高达12%；1939-1945年年均增长率高达16%；1945-1970年长达25年的时间里，美国国民收入仍然能够维持6%-7%的年均增长率。日本在整个1950年代的工业产出年增长率高达17%，1960年代工业产出仍然保持了平均13%的年增长率。在1956-1970年这段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增长了3.2倍，年平均增长10%；工矿业生产年平均增长了15%。同时代的联邦德国也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1951到1966年，GDP实际增长两倍，年平均递增7.1%。

　　2003年、2004年，又一组貌似惊人的统计数据把那些没有历史观的经济学者吓得毛骨悚然：中国占全球原油消耗量的7%，煤炭消耗量的31%，

铁矿石消耗量的30%，钢材消耗量的27%，铝消耗量的25%和全球水泥消耗量的40%。庸俗经济学家们在各种场合不断重复着这几个数字，并要求政府采取严厉的宏观调控政策。可是一轮轮调控政策过去之后，到2005年、2006年中国经济消耗的上述比例数据不但没有下降，反而继续增加。事实上，学者们只要稍微翻阅一下经济史书就可以发现：1850年英国消耗的铁矿石占全球消耗量的60%以上，消耗的煤炭占全球70%以上。1920年，美国的生铁产量占英、美、法、德、日五国总产量的67%，1946年这个比例高达75%。1920年美国人消耗的煤炭占五国总量的62%，直到1950年这一比重才下降到50%。就如同青春期长身体的孩子需要增加食物量，大国工业化阶段、世界加工厂不就是意味着这样的资源消耗比例吗？家穷、没钱为孩子成长提供足够的营养是一码事，但不能因此批评孩子吃得多。

　　2006年上半年中国消费物价指数增长只有1.2%，可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却连续三年超过20%，M2增长率超过18%，再次成为调控的理由。

　　就固定资产投资率而言，日本经济1956年开始“起飞”当年的企业设备投资增长率达39%。而且直到1961年，除了处于危机的1958年外，设备投资年年大幅增长：1957年25.1%、1959年16.9%、1960年40.9%、1961年36.8%。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大量的道路交通设施、

房地产等基础设施投资，并不是代表企业生产设备投资的同等速度。也就是说，中国企业的设备投资增长率远低于同时期的固定资产投资率，更远远低于经济起飞时期的日本。

　　就信贷增长率而言，中国的银行信贷增长速度也远低于经济起飞时期的日本。当时，日本企业大规模投资资金的70%左右来自银行借款、发行股票和公司债，甚至有很多日本银行“超贷”，企业“超贷”。幸亏当时日本政府只想着推动经济增长、没有患“起飞恐惧症”，否则一旦发现哪个指标高了就拼命紧缩，日本人也许会错过最好的发展时机。欧洲工业革命时期的黄金、白银流入造成的货币增长率，二战以后黄金流向美国的速度以及美元的发行速度，澳大利亚1960年代海外投资的疯狂进入造成的货币总量增长率，都远远高于中国16%-20%左右的M2增长率。

　　总之，对于任何起飞经济而言，不仅10%左右GDP高速增长是正常的，而且较高的投资率、货币投放速度、物价增长速度都是不可避免的。

　　数据是合理的

　　一个国家的制度演进、人口结构、资源禀赋、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带来经济的起飞。就中国而言，经济制度改革所蕴含的经济增长动力还远远没有释放完；充满活力的人口结构至少到2035年以前都不会得到改变；自然资源禀赋只有在封闭经济背景下才会形成真正的约束，在开放经济下，全球的自然资源禀赋都可以通过比较优势下的商业交换予以满足，并同时增加其他国家的福利；在跨过人均储蓄1000美元的“资金双缺口”、“贫困陷阱”门槛之后，中国的高额居民储蓄为本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本保证；从引进技术到培育自主创新技术，必将在制度、人口、资源、资本等要素之外，为中国经济增长培育新的动力源泉。

　　那么，这样的历史阶段，什么样的经济指标是符合中国经济内在要求呢？

　　从历史经验来看，10%左右的GDP增长率是正常的、可以承受的。中国在1983-1988年6年中，除了1986年GDP增长率8.8%之外，其余年份GDP增长率都超过10%，其中1985的GDP增长率高达15%。之后除了1989、1990年受通胀以及政治动荡影响和1998、1999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GDP增速较低之外，其余年份增长率都在8%以上。即使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考虑到庞大农村剩余劳动力，中国人的实际失业率也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中国的大量储蓄资本仍然没有发挥作用；考虑汇率低估因素，中国资源和原材料的进口增长速度，事实上远低于中国商品的出口增长速度。因此，10%的GDP增速绝对不意味着经济过热，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内在要求。

　　M2增长速度从2000年12.3%增至2006年上半年18.43%。从增长速度分析，20%以内的增长速度都是合理的。但是考虑到国民经济中自给自足的部分减少，商品化和货币化的活动增加，居民和企业资产证券化、货币化的程度提高，人民币海内外持有需求增加等因素，M2增长率即使略高于20%也是合理的。

　　2000年到2005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分别是9.3%、12.1%、16.1%、26.7%、25.8%、25.7%，2006年上半年是29.8%。这种持续增长的趋势不仅是经济上升周期性的表现，更多的是反映了中国经济历史阶段性的时代特征：包括道路、港口、能源建设等基本建设投资、人口城市化过程的商业地产和住宅建设投资、工业化过程中的设备投资等等。考虑到10%左右的国内需求增长速度，20%-30%的出口需求增速，生产能力每年至少要增长15%以上；再考虑到中国当前8万公里铁路总长与100年前美国39万公里铁路的巨大差距，考虑到中国振兴装备制造业的国家战略、滨海新区战略和振兴东北以及中西部战略，未来一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维持在20%-30%以上是完全必要的。

　　至于物价指标，中国1988年、1989年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分别高达18.8%和18%。1998-2003年的通货紧缩时代，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在-1.4%到+1.2%之间波动；2004年上升到3.9%之后，逐年下降，2006年中国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增长1.2%。历史的对比表明，中国的物价指数上涨不是太快，而是太慢了。正是因为5年来中国的物价增长率、工资增长率低于全球物价上涨水平，而劳动生产率、经济增长率持续高于全球水平，所以才造成中国商品和全生产要素的低估，并造成

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在未来执行温和的通货膨胀政策是保持中国国内经济增长动力，促进中国经济外部均衡的必要举措。

　　周期管理未必妥当

　　在没有技术革命、制度变革、人口红利、工业化和城市化、消费升级、资本市场和金融制度创新等具体背景下，凯恩斯的三大定律是正确的。可是考虑上述因素以后，则整个经济的边际投资回报不再递减、居民消费不再递减、货币流动不再“空转”，因此传统基于周期性波动的逆向抉择调控政策也不再有实施的基础。在中国当前的制度红利、人口红利、技术创新、消费升级，城市化、工业化，经济货币化和证券化阶段，所有政策的目标首先都应该指向财富的增长，其次才是总量的均衡。

　　在追求均衡增长目标时，必须彻底放弃封闭经济、小国经济的传统思想，更多地基于全球经济、开放经济、大国经济的思路来考虑问题。

　　封闭经济理论思想必然会将眼光过多地停留在国内商品的供求关系，或者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计划经济的投入产出分析)，一旦认为国内总供给超过总需求，就建议采取紧缩政策；反之就要求政府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投资和消费，增加总需求。其实，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除了房地产等少数非贸易品，绝大多数商品的国内供给与需求的对比都没有意义。一个国家的某种产品供给过剩了可以用来出口，但等到全球都过剩了，挤垮的也未必是中国企业；反之亦然。就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而言，大国经济不应该自虐式地调节自己的供求关系来适应国外需求，单方面“为全球经济均衡作贡献”，而应该积极利用大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对商品价格的影响力，来解决自身供求不平衡问题。

　　事实证明，我们赖以做出决策的总量指标很多都是错误的。2005年经济普查以后，国家统计局调整了GDP数据：经调整后，2004年GDP总量达到近16万亿元，人均GDP从原来的1276美元上升为1490美元。由于总量低估，以原有GDP为基础计算出的合理货币投放规模、合理信贷规模、投资率、消费率、进出口贸易比率、单位GDP能源消耗等指标都是不正确的。

　　值得深思的是，既然经济数据是抽象的，统计又有较大误差，因此政府在未来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应该更加谨慎，更加关注制度、关注居民福利、关注价格、关注财富流动与分配，而不是仅仅盯住GDP、M2、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以及相关宏观指标。就宏观经济管理而言，致力于制度、历史趋势和长期发展战略的研究比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调控更具有可把握性，政府对本国经济的历史阶段判断，以及某一个历史阶段和发展水平应该执行什么样的政策，这种大方向性的战略把握应该是一切政策的制定依据和根本出发点。此外，微观的价格信号比宏观的指标更加可触摸。

　　同样值得反思的是，建立在巨大的统计误差上的频繁调控，其对经济到底是有好处还是产生伤害都很难评估，即使是错误的政策调整，其伤害效果一般要到很多年以后才体现出来。回忆一下1995、1996年开始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宏观调控：那一轮紧缩性政策不仅把物价指数降下来，而且造成房地产等行业多年内的低迷以及2002年以后的地产价格暴涨；对电力建设的抑制直接导致了2003年以后的中国电力短缺及其它能源瓶颈；对国有大中型钢铁企业的产能建设控制，结果仅仅是生产能力的再分配——使当时的国有钢铁企业产能扩张受到抑制，而一批大型民营钢铁企业乘机崛起……更不幸的是，那一次宏观调控之后不久就是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通货紧缩，使宏观环境雪上加霜。如果说，在当时面临着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的严峻形势下，采取紧缩政策都有那么多负面结果，现在1.2%左右通胀率的背景下出台一系列紧缩性政策是不是应该更谨慎地斟酌呢？

　　针对“青春痘”管理的宏观调控政策不是没有现实意义，但是起飞期的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更重要的是战略管理，而不是周期调控；更重要的是基于外部均衡的国家财富和利润总量增长，而不是内部均衡；更重要的是体制和产业政策改善而不是总量抑制。当然，中国经济不是没有“瘤”，比如房地产价格超出普通居民消费能力的问题、地方政府投资冲动问题、外部经济失衡问题、能源不足问题、农村问题……对于上述问题，一会儿刹车、一会踩油门的货币政策似乎也想发挥些作用，结果却是扬汤止沸，效果未必会好。

　　(作者系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师)

　　·资料·亚洲经济为何出色

　　世界经济在面临商品价格和原油价格上涨的各种困难下，仍保持了四年来的强势增长。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样出色的成绩？

　　亚洲的增长不仅仅因为物质与人力资本快速积累，而且得益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即增长来源于更加有效的生产。事实上，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物质与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在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这一变化使得可以通过可能的外在条件推动高效的制造业、服务业的发展，甚至抛弃低生产率的农业。

　　如今，为了延续这一良好态势，尤其是在美国经济增长变缓时，世界其他地区生产力的强劲增长就变得尤为重要。在这种情况下，亚洲的表现如何？

　　对中国和印度而言，只要还有农民没有成为流水装配线上的工人或者中心城镇的雇工，从农业向工商业的转移就能推动生产力的持续增长。但在一段时间内，大部分人口仍然要在农业等相对贫穷的经济部门工作的状况还无法改变，因此这些国家的一个重要政策目标就是改善农业生产率。

　　而对更富有的亚洲国家来说，日益典型的工作是成为一个股票经纪人或者销售助理，而不是一名制造业工人，这意味着要提高服务产业的生产率。而问题是服务产业的生产率长期走低。为此，政府应当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为公民提供广泛的接受教育和融资的机会，并保护公民的合法产权。政府还应当开放农业和服务业，尤其是将这些生产部门对外国资本和国内资本同等开放，这样它们才能像亚洲的制造业那样产生强大的生产力。

　　生产力增长的一个源泉是金融产业。我们用了一个新指标来区分两类国家，一类是更加公平的金融体系，交易中的当事人只有公开的、利用的知识或信息；另一类国家是关系化的体系，交易的当事人双方往往进行了长期的交易或合作。经研究发现，公平体系面临全球化和技术革新带来的新增长机遇时，反应速度比关系化的体系慢得多。欧洲大部分地区生产力发展相对缓慢的部分原因就在于其金融体系现状。高度发达的公平的金融体系，例如英国和美国，允许家庭成员超出个人及家庭收入水平进行提前借贷消费，以促进消费支撑强劲的经济增长。然而，这样的结果是家庭债务缠身。2005年在公平体系的国家个人平均负债达到可支配收入的160%，而在关系化的国家人均负债不到收入100%。在公平体系的国家，家庭更容易受到利率上涨和固定资产价格低迷的影响。

　　(摘自IMF研究部主管Raghuram G. Rajan在《世界经济展望》发布会上的演讲，由本报见习记者林峰翻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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