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报告：中国改革在哪些方面做对了

　　报告方：高盛亚洲证券公司

　　执笔人：梁红、易山亘

　　今年11月12日开始在伦敦的皇家艺术院将举行一次中国清代皇家珍品展览。这次展出的17到18世纪的杰出艺术品，提醒我们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繁荣富强的国家。中国只是在 工业革命开始以后才开始慢慢失去了领先地位。1949年到1978年实施的苏联式的中央计划模式使得中国进一步落后于包括许多亚洲邻国在内的其他工业化国家。

　　但是自1978年以来，中国改变了它的发展道路。在过去的27年里中国经济取得了世界上史无前例的巨大发展。实际GDP增长达到了年均9.4%以上，实际人均GDP更是增长了六倍，而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大大减少。这种非凡的经济增长背后，是中国正在经历的两个历史性的经济体制转变：即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和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在第二个层面的转变中所选择的独特道路使得它的成长故事有别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成长经历。

　　阿喀琉斯之踵？

　　很多人认为过去27年中国超过9%的年均增长是源于快速，甚至是过度的资本投入。此外，中国的低投资效益一直为人所诟病，甚至被视为中国的“阿喀琉斯之踵”。大部分对于中国低投资效益和与之紧密相连的低效率金融系统的指责不无道理。但是，对中国生产效率更加全面的评估应该是基于整体生产力的评估，而不仅仅是投资效率的评估。

　　全要素生产力(TFP)是经济学家们在评估整体经济效益时最常用的一个指标，是指与要素投入增长无关的产出增长。我们考察了中国在1978到2004年之间经济发展背后的根源，得出结论：尽管要素积累，即物质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举足轻重，但是生产力的快速持续提高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在这一时期，TFP收益达到年均3.3%，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6%，这和物质资本积累的贡献率非常接近。

　　中国生产力的出色表现反映了(1)

中国经济在1978年以前所处起点之低。那时的中国经济和今天的北朝鲜区别不大；(2)政府政策的深刻变革持续不断地提升了这个经济体系的效率。中国的改革进程中真正令人赞叹的地方是它将这一巨大的社会经济变革如此成功地坚持了这么长的时间。

　　一个展现中国经历的有趣方法，是同时画出全要素生产力的累积增长和国企在整个工业产值中不断下降的比例(从1978年的超过80%到现在的约20%)时间序列。

　　按照经合组织2005年对国家统计局微观工业数据的分析，私营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比国家直接控股企业快了两倍以上，比国家间接控股企业快至少60%。与此同时，工业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和政府控股的份额成反比。

　　当然，改革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其中有很多曲折的经历。1978年以来，生产力发展大概经历了三个加速时期，这三个时期和改革加速的三个阶段正好吻合。

　　第一个生产力快速提高的时期发生在80年代的头五年，也就是农业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这次改革废除了农田的集体所有制并大幅度放开了农产品价格体系。90年代中期，邓小平南巡后市场自由化的浪潮带来了生产力的第二个繁荣期。第三次生产力增长的浪潮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后产生。加入世贸组织不仅让中国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全球市场，同时，或者说更重要的是，使得政府必须放松监管并开放国家工业剩下的要塞，尤其是效率低下情况非常普遍的服务业。

　　值得一提的是，对大多数经济体来讲，TFP增长和经济景气的波动方向是一致的。中国的TFP增长的波动也被经济周期的变动夸大了。但是，如果去除经济周期的影响，TFP的年均增长集中在比3%稍高的水平附近。此外，TFP的波动在90年代中期以后明显地平缓了下来，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宏观调控水平的进步。

　　从农业到工业，从国有企业到非公有企业的部门资源重分配是生产效率提高的重要途径。但是，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使覆盖面如此之广，速度如此之快的资源重新配置成为可能。中国年均3%以上的TFP增长率超过了亚洲小龙表现，其他小龙的TFP年增长大概是2%或者更低。因此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给中国的TFP增长率可能带来了大约1个百分点的“红利”。

　　尽管中国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变得比以前更有效率，但是生产力提高的幅度在各个产业部门之间不尽相同。根据世行(1997)和经合组织(2005)的研究，仅将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一项就带来了年均1%的经济增长。

　　中国在过去27年的进步有目共睹，但是中国经济体制中的低效率因素显然还有待进一步改进，政府“看得见的手”还在过多地参与有关资源配置的决策。

　　中国在哪些方面做对了？

　　中国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通过深入的改革把资源配置的主体逐步转向市场。同等重要的是在这些变革的实施过程中领导人所采取的务实态度。

　　总体而言，中国在五个领域的改变对改革的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自1978年以来，政策的改变逐步恢复了市场的机能，这场改革始于农业，然后逐步扩张到工业和很大一部分的服务业。价格控制机制逐步地解体，非国有企业不断涌现，国有企业被推向市场与国内外的非国有公司，甚至其他国企进行竞争。通过积极对外开放贸易和大量引进国外直接投资，市场规则得以强化。

　　(二)对外开放“大跃进”。1978年，中国在结束了30年的闭关自守后采取了对外开放的政策。这项政策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从那时起，中国鼓励外来直接投资，降低关税，取消了国家对出口贸易的垄断权，结束了多种

汇率政策。以上政策的实施使中国跻身于吸收外来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的行列。现在，中国的贸易总额在全球名列第三。事实上，与日本和韩国等其他亚洲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在同一发展阶段所吸收的外来直接投资额是遥遥领先的。

　　(三)私有产权的逐步界定：

　　私有权界定的第一步是市场化，接下来是使用权和收入分配权的转让。 后者通过与个人签订合同来实现，例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国有企业经营业绩制等。90年代后期开始，政府对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的政策，中小型国有企业的数量大大减少，其中相当一部分亏损企业通过了改制。

　　中国对产权的逐步界定采取了务实的做法，这为发展市场经济奠定了基础，并激发了国民的创业精神。中国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

　　(四)权力下放和地区间经济竞争。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决策权在地方上的分散是自然的。除了市场竞争之外，地区间的竞争使中国多了一层制约和平衡机制。地区性的政策试验也为解决转型期各种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五)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9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经济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周期波动。尽管如此，中国经济的波动幅度还是比很多发展中国家要小得多。中国政府成功地避免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经常犯的错误，比如为了弥补高额财政赤字而发放过量货币和长期高估汇率。近年来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波动幅度进一步降低，显示中国经济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高，而政府管理经济的技巧和手段也日渐成熟。

　　经济发展和改革红利的“黄金时期”

　　入世会从两个方面推动中国经济在未来五年间继续以年均8%-9%的高速增长。

　　一方面，加速国内改革。预计中国会履行入世承诺，在未来的两三年内进一步开放重点产业。政府已经加大了对银行业和

资本市场的整顿力度。作为世贸组织成员，中国的商业法规会与国际标准接轨，这将有助于中国提高监管系统的稳定性和透明度。

　　另一方面，进一步工业化和国际化。随着中国企业的产品档次不断提高，全球化将进一步把中国纳入世界产业链当中，继续提高中国的技术水平，并使生产力持续增长并带来巨大的效益。这点在企业间生产效率差别日益扩大的今天尤为重要。

　　尽管履行入世相关改革充满挑战，但中国政府已经对此做出承诺，而且改革似乎也得到广泛的政治和社会支持。中国会兑现包括向私人投资者开放金融服务业在内的绝大多数承诺。这些改革不但不会威胁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稳定而且会使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和人均收入得到很大提高, 而这些改革的成果又将成为下一步改革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