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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而不是工具——对监管理念的进一步探讨

　　作者：郝旭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北京企业国际化经营研究基地研究员；朱冰，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张士玉，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监管部门构成监管理念有两大重要因素：一是对证券市场功能定位的认识；二是对监管目标的认识。20多年前，我国开办证券市场的目的是：为国企脱困服务和股份制改革，监管机构的监管目标是“为国有企业保驾护航”，这在当时的条件下作为过渡阶段是必要的，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参与者多样化程度不断的增高，利益关系日趋复杂，对社会的影响力日益重要，此时，资本市场应当服务于所有合法的市场参与者。监管部门在监管时应当考虑各市场参与者的利益，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如果监管部门仍把服务国有企业作为证券市场功能的定位，监管时仅考虑某些被监管者的利益，那么监管部门在监管过程中必然会违反“三公”原则。例如Chen,et al(2011)研究发现监管部门对违规公司进行处罚时会考虑违规公司的产权性质，在同等违规的情况下，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受罚力度较小，且查处及时性较差。

　　证券市场最核心的功能是优化资源配置，而监管部门对证券市场的定位存在着重融资轻投资的偏差。证券市场的本质是一个各方参与交易的公共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各参与方在法律和规则上是平等的。监管部门的主要职责应当是依据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维护市场的正常运行，监管部门不应当依据行政手段对市场进行过多的干预。由于监管部门对证券市场“工具论”而非“平台论”的认识导致监管者将其定位为主管部门而非监管部门，因此监管部门在监管过程中具有某种行政倾向，且依据这种具有偏差的倾向来制定相关政策，导致“对问题认识不清楚”。例如：牛或熊市本身是客观存在，本身没有好坏之分。2007年5月30日，监管部门在股市高涨时期，突然宣布调高印花税压制股市的过快增长，被股民讥讽为“半夜鸡叫”。Chen,et al。(2011)研究发现监管部门在对违规公司进行处罚时会考虑证券市场环境，当市场比较低迷时，监管部门惟恐进一步打击市场信心而很少重罚违规公司，但在证券市场比较活跃时为了规避质量较差公司的投机性上市，监管部门可能会选择加大惩戒力度。

　　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和转轨的大陆法系国家，其法律体系是不健全的，监管机构应当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因此探讨中国证券市场监管政策效果以及分析证券市场监管效果的影响因素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但已有的文献主要从监管部门事后监管即执法的角度对监管效果进行评价，且把监管无效的原因简单的归结为监管部门的执法不力。现实情况是，尽管监管部门颁布了一些有效的政策，但是总体来看监管部门并没有很好的发挥稳定市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作用，也没有有效的遏制违法违规事件的发生。市场参与者对近年来影响较大的政策满意程度不高，具体表现为对政策前瞻性、严密性和综合性评价最低。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监管部门监管理念的偏差是导致监管无效的根源。

　　监管部门的监管应该形成三层面的体系：理念-政策-效果，具体来说由于监管部门的监管理念即对证券市场的本质和监管目标的认识存在偏差，才导致监管部门对证券市场存在的主要矛盾缺乏清醒的认识，在监管过程中违背了“三公”原则，进而导致了监管部门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考虑不全面，措施不配套”，从监管效果来看，政策的前瞻性、严密性和综合性较差。

　　具体来说由于监管部门把服务国有企业作为证券市场功能的定位且对证券市场“工具论”的认识导致了在监管过程中没能很好的考虑所有的内外因素，因此监管政策的制订和执行不系统、不严密常常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同时也没有针对某一或某些突出的问题，由表及里的颁布政策，从而导致在制定监管政策时“考虑不全面，措施不配套”。进而表现为监管部门经常根据临时问题采取临时补救措施，也就是说当市场出现问题时，再针对问题出台政策，且在出台政策时，缺乏可执行条件，对于禁止性规定，缺乏明确相应的处罚条款等，从而表现为监管部门监管政策的前瞻性、严密性和综合性比较差。

　　注：本文根据作者发表在《管理世界》2012年7期的论文“中国证券市场监管政策效果研究——-基于问卷调查的分析”的结论部分修改而成。

　　编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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