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周翀

　　2004年7月，时任银河证券总裁的朱利提出“资本市场已进入危局境地”，曾引起了市场共鸣——

　　此时，股权分置下的中国股市进入漫漫阴跌的第四个年头，这是资本市场20年发展历程中，最低潮、最灰暗、最令人心感纠结的一个阶段。

　　从1992年到2004年，GDP增幅超过350%，而沪指点位却没有什么变动；投资者为上市公司融资、支付交易税金、佣金累计1.2万亿元，而股票市值也仅为1.2万亿元；当时市场交易额萎缩至日均100亿元以下，南方证券、闽发证券风险爆发，证券业已到悬崖边缘……

　　作为当时“国字头”证券公司的总裁，2004年到2005年，他说了不少话，提了不少建议，做了不少事。但有一番话，有一封信，有一件事却值得人们长久记忆。

　　一番话：不股改，无未来

　　2004年到2005年，朱利频密接受媒体采访，从解决股权分置和证券公司生存问题两个角度，提出破解危局的思路。他认为，股权分置问题是导致市场长期缺乏内在稳定机制和吸引力，进而导致危局的核心问题，“破题的根本措施在于解决股权分置问题”。而解决中国股市问题必须有创新思路，创新不仅仅是产品创新、服务创新，还要包括制度创新。

　　今年11月底，朱利在接受采访时说，“股权分置改革就是制度创新，对价就是尊重国情、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经历了这场伟大的改革，我们的市场才重新活跃起来。”

　　其实，早在2003年，朱利就在《资本市场——发展还是硬道理》的署名文章中，提出了包括明确政策预期、明确给予流通股股东利益补偿的股权分置问题解决方案、提高市场流动性在内的七大振兴资本市场的建议。

　　“2004年到2005年，市场交易低迷，银河证券当时一天的成本在400万元，但收入有时一天只有100万元。在这样的局面下，证券公司是无法生存的。所以说，券商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充满活力的市场；市场缺乏活力的核心原因，在于股权分置。”

　　朱利承认，当时证券公司自身存在着很多问题，但不论规模大小、地域分布，如果一个行业整体出现亏损的话，就说明这个行业生存的基础被动摇了。

　　面对危局，朱利在上海证券报举办的“落实国九条，破解危局”大讨论中领衔开篇。2004年7月19日，他撰写的《在改革发展中破解资本市场危局》在头版刊登，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他一方面唤起“识危”的意识，即明确认识市场的困难局面，杜绝讳疾忌医；另一方面，提出“求安”的思路，即通过深化改革的方法解决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一封信：救银行，也应救券商

　　摆在中国证券业和资本市场面前一个尴尬的事实是：尽管这个行业、这个市场在国民经济中承担了重要任务，但限于发展时间和规模，它却在较长时间内，难以赢得与其责任相对应的权利和重视。

　　首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说得好：“假如大家像对待银行那样对待资本市场，那我们资本市场的任何问题都好解决。”

　　会心者如朱利，秉承“既然汇金能救银行，为什么不能救证券公司”的执著。2005年2月22日，朱利以个人名义给时任国务院分管领导写信，建议由汇金公司和财政部一起作为银河证券的股东，对银河进行股份制改革和重组。在他看来，很多人认为救银行是理所应当，但对救券商的认识却并不统一，这种局面需要扭转。

　　“只要你们支持我，路我来闯。”在写信之前，就汇金注资银河一事，朱利已与央行、证监会、财政部等主要领导进行了详细沟通，并得到理解。2005年5月末，有人看见他走出人行办公楼，“竟没有一闪身钻进黑色的奥迪车中绝尘而去，而是径直向门卫的值班窗口走去……用手中的会客证换走了押在门卫处的证件，步行离开了。”“时间地点都对得上，这其实就是去谈银河重组、汇金注资的事情去了。”朱利证实。

　　2005年4月19日，国务院领导办公室来电话通知，领导同志要面见朱利，听取其对证券市场发展的意见建议。20日下午，朱利向领导同志汇报了两个多小时。“我汇报了三个问题：第一，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应尽快启动；第二，一定要有稳定市场的措施；第三，要采取措施化解证券公司流动性风险。”

　　朱利回忆，10天后，他从上海返京，在从机场回城的路上接到两个电话，第一个是人行通知，“五一”之后研究银河证券重组问题；第二个是银河证券办公室通报，证监会要求5月3日上报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方案。

　　对于采用汇金注资的方式，2005年3月17日，朱利在接受新华社《瞭望》杂志的记者采访时，讲了一番理由：

　　“中行、建行改革中成立汇金公司的思路就值得证券市场学习……资本市场改革完全可以借鉴‘汇金模式’的改革思路。第一，证券市场……要改革，就要使证券市场有能力去承受改革之重，就得把证券市场稳定在一个它能推进改革的环境中。第二，就是解决稳定的措施，解决改革的成本。这个成本完全可以通过证券市场本身的资产来完成，国家不用拿钱。第三，这些成本将来通过资本市场的转好完全收得回来。”

　　在这次采访中，他信心强烈：“如果对这个市场的发展没有看高到2000点、3000点甚至以上的魄力和豪气，那么中国资本市场就没有必要搞！”正是怀着看好中国资本市场的信念，朱利在证券公司最困难的时候没有气馁，没有放弃……

　　5年过去了。朱利认为，一方面，汇金注资为证券公司赢得了较为宽松的重组环境和较为稳固的改制基础，为券商争取了改革的时间。通过注资、重组，也实现了为股改创造稳定的市场环境的目的，这一点，从南方证券等破产时市场大跌的结果即可理解。另一方面，股改平稳推进，投资者赞同对价的制度补偿，市场重新形成了统一的利益基础，完善了估值体系，吸引力大大提高，市场出现了转折。在这种局面下，券商收益情况根本改观，汇金的注资，在短短几年内即获得了巨额回报。

　　“这是双赢的结果，是大家都尝到甜头的改革。这说明，在资本市场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实现新的转折的大背景下，很多原本看似难以解决的问题，都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不可否认，银河证券的重组方案使用了一些创新的技术工具，例如股权收益权工具，实现了历史问题平稳解决和国有股权增值的双赢结果。但是，所有这些结果的取得，都要归根于资本市场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一件事：不负使命

　　“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

　　记者问朱利：“当时为什么一定要以个人名义给国务院领导写信？”

　　朱利没有正面回答，他讲起一段历史。1999年底，朱利还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副行长任上，有一天，时任中国保监会办公厅负责人的刘澎湃到他办公室，透露了金融工委拟调他筹备银河证券的消息——刘后来和他搭了班子，任银河证券副总裁。

　　“银河证券是接收了4家国有银行、一家国有保险公司组建的信托公司证券业务基础上成立的，后来又接收了中经开的证券业务。银河银河，其实就是银行合作、‘银合’的谐音。”

　　“2004年到2005年，公司有近5000名员工，企业遇到这么大困难，作为国企领导，就要找到一条路，对我来说，就是竭尽所有能量救银河。自己救不了，员工将来就得到别的券商去当‘二等公民’，甚至要下岗、失业。”朱利说，“设计银河重组方案时，有人建议汇金注资后，把‘银河’改名为‘金河’，我坚决不同意。我说：我当这个头，就得叫银河；不叫银河，我就去想别的路。负责银河重组工作的时任央行行长助理刘士余采纳了我的意见，所以才有了银河金融控股公司、银河证券股份公司、银河投资公司这样的架构安排。”

　　在中国资本市场历史性转折的过程中，银河作为中国证券市场知名的品牌，仍然被投资者所熟悉，所认知。朱利说，历史延续下来了。

　　证券人的骄傲：

　　经济转轨，资本市场居功至伟

　　“任之重者莫如身，途之畏者莫如口，期之远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途，至远期，惟君子为能及矣。”

　　去年年底，从银河金控董事长退任下来的朱利，在今年6、7月间，又悄然辞去银河金控和银河证券董事职务。

　　先后在国家体改委宏观司、中国证监会和银河证券担任过领导工作的朱利，既有资本市场设计者的经历，也兼有资本市场监管者和经营者的经历，对20年资本市场的发展，他感触最深的就是：

　　“20年的历程凸显了发展资本市场对经济社会，特别是对转轨期经济社会的意义。我理解，资本市场是国民经济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平台，它既是两种体制的相互较量、且逐渐表现出市场体制占据上风的擂台，也是两种体制实现磨合、协调、平稳接替的平台。例如，从所有制的角度来说，我国和前苏联有相似的所有制基础，在我国的体制改革实践中，我们建立了资本市场，发展了这个市场，善用了这个市场，从而实现了改革平稳推进、全民总体受益的重大成就；而前苏联却是通过巨变式的休克疗法推进改革。两种改革方式和路径，造成了不同的结果，这是我们都能看清的事情。”

　　何止看清，感同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