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一

　　遥想在1985年中国改革领域著名的“巴山轮会议”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佛大学教授托宾曾建议，在20年内中国不要建立股票市场。又是什么，之后在上世纪90年代初催生了中国股市呢？

　　1988年就曾经是一个契机。早在1988年3月，当时还在海外的一些学者，向中国高层提交了《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与规范化的政策建议》。7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万寿宾馆召开了证券市场座谈会，会议决定组建“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并起草《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1988年11月9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姚依林和秘书长张劲夫，在中南海国务院第三会议室听取了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有关《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的汇报。

　　但是，因为1988年政府面临“双轨制”带来的经济纷乱、“价格闯关”引起的社会不稳定等，对于中国证券市场创设的初期研究以及在体制内的实际推进，很快就因“目前条件尚不具备”而被搁置。

　　实际上，催生中国证券市场的契机完全是经济以外的因素。

　　1989年12月2日，已兼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朱镕基，在康平路市委小礼堂就如何“深化上海金融体制改革”的问题举行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受到邀请与会的有金融、学术界的部分专家、学者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还有市政府经济智囊团高级金融顾问李祥瑞、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龚浩成、上海市体改办主任贺镐圣。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受邀专程从北京飞到上海参加会议。

　　就在这次会议上，朱镕基在听取了刘鸿儒等专家的意见后拍板决定，上海要加大金融改革的步子，重现国际金融中心的风采，其中首要的工作是设立外资银行和建立证券交易所，这是上海金融体制改革中两个最迫切的问题。

　　在会议上甚至基本决定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的日期。当时的要求是，1990年12月份，香港贸发局主席邓莲如女士将来上海，所以会上初步决定尽量争取在那个时间点开业。

　　1990年初，工作组在汇报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备方案中，曾根据筹备进展的实际情况建议1990年实现交易所的试运行，正式开业时间安排在1991年四五月间。但朱镕基仍坚持加快筹备进度的要求，1990年2月28日对此批示“请抓紧一些，可否力争今年开业”。

　　可以这么说，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是政府主动驾驭资本市场的一次重大决策。这个举动之所以说它政治意义大于经济作用，是因为中国的最高决策者希望通过它向全世界昭示，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关闭。

　　朱镕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仪式上的讲话，谈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的重大意义时，首先就表明：“它标志着我国将坚定不移地继续奉行改革开放的政策。”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建过程中，朱镕基曾反复关照筹建小组，证券交易所的建立对外可以宣传，但对内不作或少作宣传。正因为如此，在1990年11月26日上海证交所举行成立大会的当天，新华社从上海发出的只是一则寥寥200字、措辞极其谨慎的消息，这与海外媒体广泛而大篇幅的热烈报道，形成极大反差。

　　从中国证券市场诞生的过程可见，催生它的关键并不是纯粹的经济因素，这一点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也脱离了所有经济学理论的解释。甚至可以说，如果纯粹按经济规律，也许真的会如“巴山轮会议”上托宾先生所建议的，中国20年内不开放股票市场。

　　(作者供职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著有《闲不住的手——中国股市体制基因演化史》和《正本清源：中国股市基本概念辨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