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舒眉

　　股市，救还是不救，这是个问题。

　　2008年算得上是管理层政策最为频繁，行政手段最为直接的一年。

　　无论是掀起调控风暴，还是注入救市强心针，对于2008年的中国股市，监管层始终怀揣“菩萨心肠”，目标直指两字：“维稳”——股市既不能不发展，也不可非理性狂热，更不要恐慌性杀跌，最好是慢慢涨，稳定压倒一切。

　　但偏偏天违人愿，2008恰是最不安稳的一年。从上半年的通胀，到下半年的金融风暴， 1月1日至记者写稿的12月27日，上证综指从5522点跌至1851点，跌幅超过60%。

　　市场的深幅调整让监管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地注视股市的一举一动，这之中包括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转向，包括中国证监会的一系列监管新规，包括财政部的数次调节税率，也包括国资委、外管局、银监会的各种措施。

　　事实上，中国政府对资本市场的发展寄予了多重厚望。一是希望资本市场发展起来后，能改变目前过度依赖银行间接融资的情况，改变融资结构；二是希望资本市场能够发挥出优胜劣汰的功效，促进中国企业的健康发展。

　　而关于政府救市的先例更是屡见不鲜，较为著名的有1994年的“三大政策救市”(不发新股，限制配股，扩大资金供应)，有1999年的“5·19救市”(据说是给基金等大资金开会，让大家一起进场，结果 A股跟着NASDAQ疯狂了一把“网络股”)，再加上2002年宣布暂停国有股减持的“6·24”救市，政府没少在关键时刻出手。

　　不过，政府救市的途径和方式却是多种多样的，什么时候在幕后悄悄调剂，什么时候站在台前直接出手，其中大有讲究。

　　在多数情况下，监管层更倾向于在幕后，用市场化手段进行调节。无论是开闸放行基金，还是冰冻IPO，抑或是搁置增发，推迟创新业务，2008年以来，证监会的“无形之手”一直试图给股市悄悄地加点温，以防止它跌得过猛过急。不过，证监会有两大职能，其一是维护监管秩序，其一是发展市场，当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时，发展只能排到了第二位。

　　即使如此，2008年仍算得上是管理层政策最为频繁，行政手段最为直接的一年。管理层三次出手直接救市：“4·24”，“9·18”和“11·8”，无独有偶，市场无一例外都出现了事先很难想象的低点，用一位接近政策决策者的话说，就是“突破了监管层的心理防线”。

　　也就是说，决定政府从幕后走到台前，从间接调控到直接干预的前提必须是市场出现了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投资者出现了非理性的恐慌以至于价值体系被彻底颠覆，市场失去了价值判断。

　　2008年的“9·18”大救市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其时，市场毫无抵抗地跌破2000点整数关口，并连续下挫，如果放任跌下去，很可能真的到1200点一线，甚至更低。这引发了国务院领导的重视，并直接导致多个部门同时出手，让股市出现强劲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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