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的第二冲击波来自上海最“牛”钱庄源丰润。源丰润老板严义彬不仅是个“红顶商人”，而且“红得透顶”：他的钱庄吸纳了大量国有资金的存款，甚至连由政府担保、刚从外资银行借到的救市款，也有很大一部分先存在它的户头上；更为牛气的是，纯国资的海关收入，按规定应存在官银号中，但海关银号“源通”也是这位严义彬名下的资产。这样“又红又专”的钱庄，在危机中便俨然中流砥柱，而官员们也是以维护老严就等于维护上海的稳定这样冠冕堂皇的理由，将公款尽量长时间地留在它的账上。问题是，“牛”透了的源丰润却已外强中干：严义彬的另一钱庄德源，在股灾中亏损严重，源丰润的资金被大量抽去挽救德源，源丰润其实已经被蛀空。

　　被蛀空了的源丰润终于被一阵来自北京的微风吹倒。9月27日，是清政府向西方列强支付当期“庚子赔款”190万两的最后日期；但在还剩9天的时候，上海道台蔡乃煌突然致电财政部(“度支部”)，说赔款专用的200万两白银都存在各钱庄，无法提取，请求由大清银行紧急拨银200万两垫付。度支部认为，这是拿稳定市场作为借口，骨子里是地方官们“罔利营私”，立即对蔡乃煌进行弹劾，并警告说：“倘此次无银应对，外人必有枝节，贻误不堪设想。”一看可能惹出外交麻烦，中央被震怒了，立即下令将蔡乃煌革职，并命令两江总督、江苏巡抚等会同蔡乃煌，必须在两个月内将所有经手款项缴清。

　　巨额公款提取后，源丰润终于轰然而倒，余波殃及全国。清政府无奈，又只好出面救市：一方面从大清银行紧急调款100万两到上海，另一方面再由政府出面担保，从汇丰银行借款200万两，给各钱庄应对危机。张人骏、程德全等高官，也奉旨亲临上海“灾区”现场办公。

　　一边是体制层面的“放火”，一边是技术层面的“救火”，大清国在不断的自我折腾中，迅速地消耗着残存的能量。此时，辛亥革命的曙光，已经隐隐出现在天际……

　　(雪珥 澳大利亚华裔学者)雪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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