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我去英国、法国、意大利三国考察，证券市场只是其中考察的一项。在英国伦敦，香港新鸿基证券公司帮我们组织了一个投资座谈会。英国一家基金公司经理说，我们不能直接投资你们的工厂企业，只能买你们的股票。回到香港，我就考虑深圳证券市场体系建设问题。我们请邻近的香港新鸿基证券公司当顾问，帮我们起草建立证券市场的总体方案、起草证券市场各种法规制度、帮助我们培训证券方面的干部。从香港回来后，我们马上就成立了证券市场领导小组。深圳证券交易所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1990年11月下旬，深圳证券交易所准备工作早就做好了。我说为什么不开？他们说，没批下来。我说，批不批不管，政府会负责，你们一定要开，先试验嘛。就选个好日子1990年12月1日试营业，上海12月15日是正式开业，我们是试营业，也没搞个仪式，到第二年批下来，1991年7月9日我们才补办了开业仪式。现在还是提两个证券交易所，深圳是先生孩子后登记嘛。当时中央对证券市场有不同看法，没有把握。小平同志1992年来深圳还讲“可以先试，不行就关了嘛！”我们最大困难是1991年，当时场外交易泛滥，暴涨暴跌，控制不住了，差一点就关掉了。所以说，有上海成立证交所好，否则我们是孤军奋战，1991年可能就被关掉了。

　　1990年，深圳发展银行股票最高炒到每股132元。这里还有一个故事。我那时的工资只有200多元，当时谣言满天飞，香港报纸说我买股票赚了450万，交了150万党费，搞得我一身不是，有口难辩。后来一清查，才知道家里子女集中资金买了200股。这事还惊动了中央，派调查组来调查，李鹏同志亲自给我打电话，说传你有多少多少股票，搞得我哭笑不得。我找到人民银行行长，要他把买发展银行原始股处长以上的名单给我开出来，一查，市委常委，副市长里面只有我、秦文俊、还有警备区政委三个人没有买。我在市委常委会上讲，我们搞证券市场，不要从中得到什么好处，我们要坚守这条，大家把股票都交出来吧。后来，市里发了一个通知，处级干部不能买股票，当时市政府主要领导压了一个多月不签字，我就劝他，外面都有很多议论了，我们自己得失是次要的，关键要保住证券市场，要面对现实，不能因为这被关了。他最后签了，发了下来。

　　惊心动魄的“8·10事件”

　　一生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事件是1992年“8·10事件”，说实在的是领导上的疏忽，首先是我的疏忽，一个疏忽，竟酿成一个事件。

　　“8·10事件”中央发了一个通报，副市长张鸿义负直接领导责任，市长郑良玉负主要领导责任，我作为市委书记负一定领导责任。后来郑良玉调走了，到江西当副省长，张鸿义去了香港中国银行。

　　8月10日那天晚上，正好宴请陈慕华副委员长，我和郑良玉作陪。吃饭中间不断有人来嘀嘀咕咕，饭没吃完郑良玉就被叫走了。吃完饭了，别人告诉我说出事了，股民上街游行了。一听，来不及去办公室，急忙赶到传达室，与郑良玉、张鸿义、李海东几个市领导一起商量。怎么办？大家一时束手无策。我说，没什么别的办法，就是把明年500万股票额度提前到今年发行。因为股民都是冲着股票来的，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即使没有出现舞弊行为，他们也不满意。有人怀疑，说这个办法行吗？但更好的办法又提不出来。我就说，这是最简便易行的办法，事不宜迟，就这样定了，全部责任压在我一人身上，撤职法办我一人承担。决定以后，连起草文字都来不及，草草写了几条，拿到广播车去广播：你们游行示威、冲击机关是不对的，要保持秩序，我们一定惩治腐败。市里决定增发500万张抽签表，明天还在原来地点卖。结果，游行队伍一听呼啦一下散去了，都去排队去了。事情就这样平息了。

　　一切部署完毕，大概凌晨一点钟左右，罗干同志来电话询问“8·10”情况。过了一会儿，丁关根同志也来电话询问，我又报告一番。又过了半小时，李鹏同志也打来电话。我告诉他，当时我们处在一种除了这个办法就是神仙也挽救不了的局面，挨什么处分都可以。李鹏说，你在第一线，你了解情况，就按你的意见办。凌晨两点多我回到家里，刚躺下，省委书记谢非来电话，我又报告一番。一夜就这样过去。

　　事情发生在小平视察南方不久，如果冲击边检，冲击机关，出现重大冲突与流血事件，怎么向中央交代？事后想，如果当时犹豫不决，请示汇报，也死定了。现在看，那时只有这个办法，没有别的办法。第一，要有科学态度，准确的分析判断，按正常程序要请示，如上头一时不批，你也没有办法。第二，敢于负责任，当机立断，自己落处分就处分，国家不能出大事。

　　(原文由《深圳特区报》记者樊鹏整理，钱汉江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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