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江湖：一群人和一个市场的背影

　　方泉/文

　　八月十八日，深圳，资本市场十八年庆典。又见到了那些参与创建资本市场，或活跃在资本市场不同时期的“老证券”们——刘鸿儒、高西庆、李青原、尉文渊、王健、阚治东、汤仁荣、邵淳、王巍、许小年、华生、杨百万等等。

　　阚治东的一句话让座中人唏嘘感慨，也让我有写点什么的冲动。问及他的获刑，老阚说：“人家要我为南方证券后期的继续亏损负领导责任，找出来的最直接证据是我2003年受命执掌南方证券时在骨干会上讲过的一句话：‘南方证券的问题是困境所在，也是希望所在。’你没有迅速解决这些问题，还把这些问题当成希望的起点。继续亏损，你不负领导责任谁负？”

　　晚宴饮酒。尉文渊提起他“辞职”变“免职”，邵淳讲他的“航母事件”，李青原讲1991年联办主持国债第一次承购包销时顶住相关政府部门压力、如何“骗”当时的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出席“拉做大旗”，王健讲深圳证券交易所1990年12月1日试营业时如何“强迫”深国投和特区证券做成第一笔交易，王巍讲他起草完在北京设立证券交易所的建议后如何连夜在纽约街头找传真机发给王波明、高西庆、刘二飞等同道，杨百万讲他1991年在上海普陀区税务所想交“投机倒把”国库券收益的税时税务员张口结舌的表情……

　　1992年2月27日，创刊号《证券投资周刊》(同年7月改名《证券市场周刊》)墨迹未干，老板王波明便冲我大叫：“带两千本去上海，卖出去啦就接着办，卖不出去你也就地解散、自谋生路。”似乎并不是玩笑，在当时“联办”(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二十多人中聚集着高西庆、李青原、王巍、汪建熙、刘纪鹏、章知方、王莉、何斐等精英的氛围里，除了司机和打字员，好象只有方泉等几个编杂志的人可有可无。况且，一开会就听人家夹着英文讲话，自己总有边缘化的感觉。编一本《证券市场周刊》总算让我找到一小块用武之地，当然很在乎这份工作，十个月前自己还在秦城监狱受教育，五个月前还在街头卖服装。顶着一种格外沉重的生活压力，告别新婚妻子只身闯进上海。

　　至今记得那个阴雨总落不尽的上海的春天，我几乎跑遍了上海界内万国、申银、海通三大证券公司所有营业部，在吴侬软语和机灵过度的上海人中间推销我的杂志，闯出迈向证券市场的新的生路。正是从这个阴湿的上海春天开始，我结识了管金生、阚治东、汤仁荣、尉文渊、左安龙和一大批活跃在那个时期上海股市的人物。正是以《证券市场周刊》记者的身份，从贩夫走卒类的普通散户到风骚独领式的权威人士，十几年来我上窜下跳穿梭其间。

　　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茅台酒催发愈发亢奋的语调，席中一双双愈加亢奋的眼睛，他们仿佛都有一肚子话要讲，又仿佛说出的话只是一种形式——兴奋里是言语难表的光荣与梦想，委屈与沧桑。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堪惊”的是如今市值与GDP规模匹敌的股票市场，“堪惊”的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只历经十八年，“堪惊”的是第一代证券人或飞黄腾达、或历尽坎坷，或抱憾远足，或清冷向隅的人生际遇。

　　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无论怎样臧否褒贬，这些人注定已成中国

资本市场发展史的一部分。无论是绿是黄，有益还是有害，这些人都是中国资本市场历史大树上的一片片叶子，他们的一个主意一个举措甚至也是这棵繁茂大树的一片叶子。以方泉混迹其间十六年的经历，触景生情，触类旁通地随想随记，或许能勾勒出这一群人的背影，我想这也是一个市场的背影。

　　当然“追昔”也联缀着“抚今”。江湖往事的背景下，江山代有才人出，长江后浪推前浪，发生在方泉周遭的资本故事和出现在方泉周边的资本人物亦不经意间驻留脑海。平凡若打字员，名利双赢若李振宁，一年半炒股炒出50倍的辉煌，也有从公募到私募踌躇满志才一个月却在“5·30”大跌三天后败落清盘。资本江湖源远流长，有得与失，有走运或背运，却终究没有免费的午餐。美人总有迟暮，英雄终将落寞。

　　我们以不同的角色登上这个舞台，大角色荣光的背后有独上高楼的清凉，小角色苟苟营营的过程亦多悲欢离合，那些无名的角色呢？资本市场不仅仅是那些数字、那些所谓要素主体，资金流动的过程也是“人”浮沉和“事”始终的过程，资本人事也便是资本江湖。相汇于江湖便不可能真正相忘于江湖，江湖总在继往开来。这舞台的各色人等都有各自的江湖视角和各自的江湖故事。

　　清夜无眠，总有一些记忆中熟悉又陌生的面孔重又鲜活起来。如果能够，方泉想把经历的和知道的江湖故事慢慢讲来。取名“资本江湖”，还有一层意思：不追求故事的完整，只回味故事的余韵，无意正经八摆，有心点染成趣。(作者为资深财经观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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