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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泉/文
2004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市场称之为“国九条”。投资人为之欢欣鼓舞。2月2日，沪市较前收盘的1590点跳空40点，以1630点开盘，并放出275.24亿元的巨大成交金额，涨势持续到4月7日，沪市创出1783点的3年新高。然而现在呢？2005年2月1日，沪市创出1187点的6年来的新低，成交金额
萎缩至49.48亿元。“国九条”发布一周年，中国资本市场陷入从未有过的生存危机，流通市值整整蒸发了3140.89亿元！
重温“国九条”内容，那些铿锵有力的话语。那些掷地有声的论断，那些从制度上利多市场发展的意见，真真切切地让人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资本市场迎来了又一个发展的春天。”(新华社《东风浩荡满眼春——来自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报告》中语)。如此破天荒的高屋建瓴的政策利好却没有催发出千呼万唤的春天，为什么？是“国九条”政策本身有问题吗？
当然不是！问题出在“国九条”的贯彻落实上。需要指出的是，中国证监会理应是贯彻落实“国九条”的主要执行机构，但“国九条”中涉及的6个方面的工作却没有一项是仅靠中国证监会一家就能独立完成的。需要协调相关的其他部门。而如果说落实“国九条”不尽如人意，主要症结便出在这种跨部门的协调上。其实“国九条”的第9条本身即强调的是跨部门协调推动。事实表明这种协调的效率是令人失望的。比如保险资金入市的政策，最后居然卡在一个是否设立独立席位的技术环节上，可见部门局部利益的约束多么顽固。另外，学界普遍认为在落实“国九条”政策的次序选择上，中国证监会存在明显偏差，李青原博士、华生教授、韩志国研究员均在不同场合尖锐地指出：“落实‘国九条’非常重要的前提是对一系列重要任务做出顺序的排列，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哪些事情先做会为后头的任务设置障碍，哪些事情先做会为后面的任务增加条件。”而推出C股政策被市场一致认为会对解决股权分置问题设置障碍。在这种次序偏差的背后还是思想认识问题。刘纪鹏认为这是因为管理层没有妥善处理好尊重国情的本土化制度改良与照搬国际的市场化革新两种方法论的关系，根子在指导思想上；波涛先生更明确地认为是管理层没有正确认识当前市场的主要矛盾：是先”救命“还是先”治病“？过多地强调基本性制度建设，而忽视迫切问题的解决……应该说这些批评都是一针见血的。
呜呼！”国九条“关系资本市场的生存、发展，关系7000万投资人的信心、信任，关系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国九条“出台一年来，资本市场深陷危机，投资人信心沦丧。能否切实，全面尽快贯彻“国九条”已经不再是资本市场本身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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