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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伟一 中国证监会规划委员
用“白纸黑字”杜绝欺诈
证券法的核心是披露，而披露的最佳手段是填表。人的一生中要填无数的表，表填多了，自然知道夹起尾巴做人。只要不落实在文字上，我们就比较敢于扯谎、善于扯谎。写在
纸上就不一样，如有不实之处，一经发现，至少有欺骗组织之嫌。同样，公司如有虚假陈述，那就是欺诈，至少是重大过错。表填得越多，填得越详细，暴露的问题就越多，董事、经理们也就越加胆战心惊，谨慎从事。填表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通过填表得到解决。
证券法、公司法互为表里
证券法与公司法互为表里，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证券法比较枯燥，比较有趣的问题大多在公司法范畴内。股东、董事与公司的三角关系很有意思的，但大多是公司法的斗争。按照专家学者的分类，涉及公司内部斗争的，如委托授权投票、公司兼并，也都划在公司法的范畴内。
证券法主要制约公司在股市的行为，公司内部斗争由股东自己去办。美国的证券交易所对公司治理有所要求，但如果公司出了问题，还是需要股东自己去斗争，通过诉讼争取自己的权益。证券法主要涉及股票发行和股票交易的问题。在证券监管机构的眼里，公司内部的斗争更像是家庭内部的矛盾，监管部门视其为烂事、破事，惟恐避之不及。
披露是贯穿证券法的红线
披露是贯穿证券法的一根红线，是证券法活的灵魂。证券法强调披露，是因为证券有风险，有很大的风险。这是产品性质所决定的。美国法律并无特别精深之处，就像麦当劳快餐，一切从简，不求“食不厌精”，但求不过于离谱。证券法也一样，只有两个核心：披露和反欺诈。
在上市公司来说，必须根据法律的要求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必须尽情披露。披露责任与言论权利正好相反。言论权利是说话的权利，别人不让说，你偏要说，拼命地说。披露不同，是当事人不想说，监管部门却一定要你说。发行人只要把问题交代清楚，广大投资者就可以做出明智的选择。
披露的目的是反欺诈
其实，即便公司(也叫“发行人”)尽情披露，广大投资者也未必会看材料，即便看了也未必看得懂。但披露仍然可以起到很大作用。首先，如上文所述，披露本身对发行人就是一种很大的压力，如果发行人有问题，还是会做贼心虚。第二，如果发行人有虚假陈述，那就露出了狐狸尾巴。投资者和监管者都可以秋后算账，踩住狐狸尾巴后狠狠砍上一刀。这把刀就是反欺诈、反虚假条款。所以，证券法两手都要硬，既要强调披露，又要打击欺诈。
从上市公司的角度说，证券投资本来就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上市公司只要把问题向投资者交代清楚，就可以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这样有利于公司上市，有利于市场做大。
诉讼要害是侵权问题
证券法只有一根披露的红线，但头绪较多，比较琐碎。美国证券法就散见各处。狭义上说，美国证券法是三部曲：《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和《威廉斯法》。《1933年证券法》 制约证券的发行，即所谓的一级市场。《1934年证券交易法》制约证券的交易，即所谓的二级市场。《威廉斯法》则制约公司的收购兼并。除了上述三法，广义上的证券法还包括：《公有公用设施控股公司》、《信托债券协议法》、《投资公司法》等。
不过，万变不离其宗，所有这些法律的两大主题仍然是披露与反欺诈。这些法律涉及三大问题：证券的定义、证券发行和内幕交易。只不过需要在使用时慢慢披捡。
责任是证券法中比较棘手的问题。证券法诉讼中的要害问题是侵权问题，从侵权责任方面说，责任又分为严格责任和过错责任。我国法律经常分不清两类性质的矛盾。券商也就是为了这些问题而在那里死缠烂打。
判例比司法解释更真刀实枪
美国最高法院时常出面，由全美公认的最有智慧的、最德高望重的九位老人来审理证券法的案件，留下一个个判例供后生援引借鉴。所以说，美国的证券法是判例法。在美国，证券法方面的重要问题无不打上判例的烙印。美国法官个人大多审了几十年的案子，美国法官作为一个群体审了十几代人，很有些经验。法律也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
中国有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与判例有相似之处，但不如判例来得直接和生动。判例直接来自诉讼，真枪实弹，刺刀见红。而司法解释则是中国最高法院集思广益后推出的准立法性文件，最大的缺憾是没有说理部分，只有结论，没有论述和推理。
诉讼非常重要，只要有诉讼，就可以充分暴露问题，而暴露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在美国，任何问题相持不下，最后大多由法院来定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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