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卫星：200年前犯人船故事与解决股权分置问题

　　张卫星

　　哈耶克说过，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做好事。最近，看到梁小民教授讲述的一个英国200年前的故事颇受启发。笔者希望借机为致力于中国股市改革的各方人士提供一些灵感，帮助中国股市尽早走出困境。

　　“犯人船”背后的制度经济学

　　18世纪英国政府为了开发新占领的属地——澳洲，决定将已经判刑的囚犯运往澳洲。从英国运送到澳大利亚的船运工作由私人船主承包，政府支付长途运输费用。但囚犯死亡率极高。英国政府不仅经济上损失巨大，而且在道义上受到社会强烈谴责。对此，英国政府巧妙地实施一种新制度以解决问题。

　　政府不再按上船时运送的囚犯人数支付船主费用，而是按下船时实际到达澳洲的囚犯人数付费。据说，新制度实施后效果显著，囚犯死亡率迅速下降到1%～1.5%。政府只是改变付费制度，一切就解决了。这正是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重要的原因。

　　从我们熟悉的一般思维方式上寻找解决以上问题的思路有：一种做法是进行道德说教，让私人船主良心发现，寄希望人性改恶从善，不图私利，使他们认识到囚犯也是人，应该为囚犯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

　　另一种办法就是政府进行干预，使用行政手段强迫私人船主改进运输方法。诸如由政府以法律形式规定最低饮食、居住和医疗标准，甚至由政府派官员上船负责监督实施这些复杂的规定。但以上两种做法都有实施难度，同时效果也许甚微。

　　说到这里马上就想到了中国股市。中国股民在懵懂中拿钱进入了中国股市投资了股票，就像被押上“中国股市”号犯人船的“囚犯”，而私人船主就像那些仅以圈钱为目的的上市公司。政府先是寄希望圈钱上市公司能够良心发现，真正为股民负责，好好经营企业回报股民，但实际情况是残酷的。圈钱上市公司的恶劣行为依旧我行我素，随意变更投资方向的、乱抵押乱投资、高投入低回报、甚至转移侵吞募集资金等等，各种丑恶行为比比皆是。

　　政府管理层于是祭起了出台规章行政干预的法宝，结果却是各种权力寻租防不胜防。中国几千万股民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显著的改善，甚至越来越糟……

　　解决股权分置其实很简单

　　200年前，几百名死亡在海上运输线上的英国囚犯，用生命代价换来了一个新的制度。而中国股市几千万股民用13000亿元的血汗钱还没有买到一个新的合理制度。

　　笔者认为，中国股市之所以处于困境主要是制度出了问题。除了股权分置问题以外，最大的问题是在股市管理层——他们管了太多不该管的事，许多该管的事却无所作为。

　　许多人都说，解决股权分置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持此观点者，一定是为政府越俎代庖了。事实上，政府如果管的太多，想的太多，必然陷入复杂管制的陷阱中，无法自拔。

　　如果我们从“犯人船”的故事中汲取智慧，只要政府管理层理清认识，那么，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则非常简单。

　　其实解决“股权分置”问题，政府已经提出了最优的解决办法——“国九条”提出的“积极稳妥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在解决股权分置问题上，要特别保护流通股股东利益。”这一提法类似于制定了“下船付钱”的新制度。

　　选择“下船付钱”的新制度后，政府管理层剩下的工作，只需要借鉴200年前“制定囚犯下船后应该支付的金额数目”的智慧，界定一下“流通股股东利益得到特别保护的价格标准”就行了。到底什么样的价格标准是“流通股股东利益得到保护”的价格呢？是IPO发行价？是上市开盘价？是历史最高价？还是现实收盘价？笔者建议政府管理层采用“流通股历史加权平均成本(三年或五年)的价格”作为非流通股可流通的先决条件，再规定一个类似船期的时间界限。其他剩下的工作，如方案设计、实施等由市场力量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股权分置”问题就会彻底而迅速地解决。

　　制度并不是要改变人利己的本性，而是要利用人这种无法改变的利己心去引导他做有利于社会的事。制度的设计要顺从人的本性，而不是力图改变这种本性。人的利己无所谓好坏善恶之说，关键在于用什么制度向什么方向引导。

　　引导人的行为有三种方法：道德说教、政府干预和制度规范。这三种方法都有各自不同的作用，但也有各自的局限性。道德说教依靠对人性的改善，缺乏约束力；政府干预代价高，干预过多会有损个人自由；与其他两种方法相比，制度规范是最有效的。这正是经济学家重视制度的原因。重要的是设计出其合意结果最大、不合意结果最小的制度。而且，要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改善和完善制度。

　　我国改革20余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就，说到底是制度变迁的结果。现实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也是缺乏制度或制度不完善的结果。我们今天重温“犯人船”这样的历史故事，不是要发思古之幽情，或重温澳洲开发之艰难，而是要了解制度比人性和政府都重要。沿着这个思路，改革才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