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海通证券第一任总裁汤仁荣：二级市场仍非经济发展直接推动力

　　理财一周报记者/陈金艳

　　“无序”是海通证券第一任董事长汤仁荣对上世纪90年代中国证券市场的感触。作为第一代证券人，汤仁荣在自己证券事业巅峰时急流勇退，改投实业。

　　海通赶上首批券商末班车

　　理财一周报：您大概是什么时候进入资本市场的？

　　汤仁荣：我参与资本市场，比阚治东他们都早。1986年9月，从中国银行调入交通银行。当时的交通银行是一个新兴银行，号称要进行改革。我们领导看我年轻，便打算让我去接触一些新业务。

　　当时的银行是分业管理，交通银行作为一家改革的银行，国务院特批可以混业经营。它的传统业务无法和四大行相比，所以在新兴业务中比较活跃，主要是两块业务，证券和保险。我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接触证券市场。

　　1988年9月，海通证券成立，我成为海通证券第一任董事长。其实一开始并不存在证券公司，到上世纪80年代末才开始逐步有证券公司。我当时属于交行分行的，我下面的证券部最后独立成立证券公司。当时注册资本是1000万元。

　　我们是第一批中最后成立的证券公司。当时全国29个省份，包括一些直辖市，每个地方一家，这些都是中国人民银行全资拥有的。当时上海第一家上报成立证券公司的是万国证券，但总行没批，因此其他地方都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起成立，而万国证券算是社会股东，上海国投为主管单位。不过总行还有另外一个精神，总行表示：要批也可以，其他地方成立一家，上海算改革，可以成立几家，但是中国人民银行一定要发起成立一家。这个精神回到上海后，先批了申银证券，然后再批万国证券，而我们是作为交通银行改革才批的。我们是第一批中最后一个批的，因此第一批34家券商在大同开会时我们就没参加，因为我们还在走审批程序，但也总算是第一批成立的，其实成立证券公司倒没什么难度，难的是后来的经营。

　　一波三折终获真空电子增发承销权

　　理财一周报：您刚提到，传统业务与四大国有银行无法竞争，那么在证券领域又如何去争取市场份额？

　　汤仁荣： 那时候我们主要做两件事，一是争取发行，二是柜台交易。当时全市共有七八个证券交易柜台，我们股票和债券都做，但阚治东负责的工商银行信托主要做股票，因为之前几个股票都在工商银行发行，过户也在他们那办理，所以他们做股票比较多。

　　所以，在发行方面我们依然比较薄弱，我们做的第一单承销是真空电子也就是现在的广电电子(600602)。

　　不过第一次发行我们并没有抢到真空电子的承销，主要是受制于当时的体制条件。也许受到工行的压力，和信贷指标挂钩。所以最终将真空电子的承销资格给了工商银行。

　　发行真空电子，我们可以说是屡败屡战。第一次失败后，我们依然在关注这个股票，终于等来他们的增发，一共增发2210万股。

　　最终我们抢到了增发资格，不过获得增发的过程很有意思。当时上海三家券商一起干活，其中包括万国证券、申银证券、海通证券，这是三家公司第一次在一起干活，也是唯一的一次，那次抢得不可开交。

　　本来三家公司要搞联合承销，但那时候年轻，很有激情。为了一个排名怎么排而吵得不可开交，因为联合也有排名前后，最后商量了一下，上海三张报纸，确保三家公司中总有一家在其中一张报纸中排名第一。在《文汇报》上如果海通在前面，那么在《解放日报》上则是申银在前，《新民晚报》就是万国在前。除了报纸还有电台电视台呢？我当时还想出了一个主意，大家的名字围成一个圈，那就没前后了。但是电台怎么弄？电视台怎么弄？还是不行。

　　最后这个事情使得真空电子的老总薛文海非常生气，他愤怒地说：“算了吧，就你海通做吧。”

　　我想可能因为我们第一次努力了，但还是没有成功获得真空电子的承销资格，所以出于各种考虑最终给了我们。虽然从表面看，我们是成功了，但其实是失败的，真空电子的股票根本卖不出去，增发价是1.08元，职工认购是0.95元。给企业内部卖那么便宜，给我们卖那么贵，没人要。最终我们只能自己包销，我们当时包销910万元。但我们的注册资本才1000万元，结果其中910万元变成了卖不出去的东西。后来股市好了，最终赚了一笔。

　　成立上交所政治意义为先

　　理财一周报：从证券公司数量上看，其实已经具有一定规模，但从整个市场而言，仅8只个股，流通性不足，但在1990年依然成立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当时的背景是什么？

　　汤仁荣：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1989年春夏之交的风波发生后，国际上都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要停止，或者说怀疑我们是否继续走改革开放的路。

　　证券市场是最能体现市场化的地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拿什么来证明我们会继续改革开放、走市场化道路？

　　在这种背景下，抓紧成立证券交易所是最好的证明。当时朱镕基是上海市市长，他负责筹备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所谓筹备就是没底的事。一开始不是尉文渊在做这个事，而是经管处一位老处长，这个人年龄比较大，做事比较稳定，所以也没什么进展。

　　后来朱镕基去美国访问，当时记者就问他改革开放的情况，结果他在美国宣布：我们上海证券交易所年底前开业，但事实上，我们当时连办公地点都没找，非常仓促，下面的人都不知道。

　　现在来看，政治背景大于经济背景，当时才8个股票需要交易所吗？不需要。虽然有流通需要，但柜台交易也能满足，所以，由此可见更多的是政治上的需要。如果真的是政治和经济上都需要配套的话，应该法规先行，当时连管理机构都没有，由人民银行主管。当时很有意思，人民银行管市场，股票由体改委管，国债是财政部管，企业债是人民银行管。因为还是试点，所以大家分着管。

　　理财一周报：在没有规定可行的市场中，如何保证体系有序运行？

　　汤仁荣：当时的市场可以用无序来形容，当时没有法规，也就是说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为什么说无序呢？就以327国债事件为例， 327国债事件是1995年2月23日发生的，我们的国债期货管理办法是2月25日颁布的，你说无序吗？所以最后要追究谁的责任？没办法，时任万国证券总裁管金生被抓起来了，但无法判刑，因为法律中没有这一条，没有规矩。即使是交易所有一些规定，那都是改革的东西，是试点，并非是成熟的东西，不能按探索的东西来处理人。

　　除此以外，无论从发行交易和信息披露以及操纵市场，都没有规定，就鱼龙混杂。

　　后来有了，都是出了事才有了，就像证监会，也是“8·10”认购证事件发生后才匆忙决定的。用现在的话讲，当时就是监管机构滞后。

　　最得意的事：策划发行国债组合凭证

　　理财一周报：在当时的市场体制下，体制与市场之间的冲撞严重吗？

　　汤仁荣：当时，竞争和体制压力是不可想象的。

　　我记得国库券第一次以市场化发行，是在1994年，当时的资金体制还是画地为牢，由财政部行政摊派，每个省市都有定额，每个省之间的资金是不流通的。

　　第一次搞市场化试点，上海就海通证券去了，其他券商都不去，因为这个有压力。你去承销财政部的国债，那么必须付钱，而这个钱是上海的，一旦承销，意味着上海的钱将流向北京。所以那一次承销，就我去了，申银证券和万国证券都没去。我是动员他们一起去的，但最终都没去。

　　回到上海后，我们领导对我的行为进行了批评。他说海通证券为什么要去买财政部的国库券导致上海资金外流？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最后我也受不了了，我和他理论，我说你是静态地看这件事情，三年期限到可以兑换的时候，资金可以加倍回来了，本来100元，加上20%的利息，那不就是120元回来了吗？最后我说：“你实在觉得压力太大，那上海一分钱都不销，全部销往外地。”

　　当时各个地方资金都紧张，所以流动性很差。为了增加流动性，我设计了一个新产品，这也是我从事证券行业后，最得意的一件事。我把它叫国债组合凭证，用现在角度讲，这个产品有点像托管凭证。1994年1月份发行的，稍微上点年纪的人都知道，这在当时卖疯了。

　　当时这个产品的年收益率定在22%，这在国债的流通市场上，算是很高了。当时我买了1亿元的国债，然后发1亿元的凭证，这1亿元的国债是保证。

　　当时主要在凭证上动脑筋，越是没人买流动性就越差，在这种情况下，设计这个产品既要兼顾美国的托管凭证，同时也兼顾了证券的流动性以及收益性。流动性比较证券，收益性比较储蓄。买了1亿元的国库券，发了1亿元的凭证。当时搞到一年期收益比一年期储蓄高，当年储蓄利率是5%，我发明的国债组合凭证收益率是8%。比较流动性，如果第一个月100元有8毛利息，第二个月就按100.8元收进来，老百姓就觉得好。其实市场需要流动性，但不一定需要流动，人的心态就是这样的，所以引发了一个抢购潮。

　　后来很多人模仿，但效果都不如我们的好。不过这个事情，在当时不是想干就能干的。枪打出头鸟，搞大了人家就来查我们。

　　就拿审批来讲，非常有意思，这个产品是财政部审批的，我说，如果不让人家承担风险，那么国债发不出去。我找到他们说我有一个很好的模式，你批不批，他说批的，后来做了两个月的筹备工作，搞好后就派了个老同志去北京批，当时批的时候没正儿八经的文件，他说拿到财政部里批很麻烦，我说那就拿到国债室批也一样，结果我们把整个方案报给国债室，他就找下面处里的人，手写了一份文件，表示同意试点。我记得发了七八个亿，在当时，这个数字很大。

　　由于规模太大导致审计署也来过问，问我们批了没有，我们拿出财政部审批的手写纸，他们很无奈地说，这也算批？他们问我额度？我说没额度，这是二级市场流动。后来人民银行也来查，说我变向提高利率。

　　不过最终我们也没有被为难住，毕竟这是一个多方得利的事。不仅投资者欢迎，证券公司收益获得保证，国债的流通市场也上去了，我们发的时候是22%的收益率，第二次发的时候降到16%的收益率。

　　海通改制黯然离开

　　理财一周报：在上世纪90年代初，可以说是您事业的上升期，也是海通证券的发展期，但最终您却选择了离开海通证券，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汤仁荣：主要是体制上的问题。

　　其实现在谈到早期的证券公司，在地方券商中，能挑得出的就上海这三家。我们当时在成立交通银行证券部时，面对的压力很大。首先是意识形态的压力，到底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有一次一个人问我在干吗，我说我在搞股票，他说你这不是在投机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邓小平是1992年南巡才表示可以试，不行就关，换句话讲，他可能也没吃准。

　　第二，市场资金是分割的，上海的是上海的，浙江的是浙江的，不能流通。

　　第三，在管理体制上，也是有问题的，我们有证券公司，但管的人是银行体系的，他们不了解，也没时间了解，最终拿银行的思路来管，这个碰撞就很多。证券市场是最活跃的，是个人决策占主导地位的，和信贷完全是两回事。首先，风险上，我们买股票都知道有风险。银行放贷款，肯定是没风险，风险是情况变化后才出来的。证券的决策是一分一秒的事情。信贷的决策一天、一月、甚至一年都可以的。所以，在决策的实效上有很大差别，一个是当机立断的，一个是可以深谋远虑的。此外，在信贷上可以逐级审批，但在资本市场上，这种逐级审批有一个严格的程序和体系，但更多的是授权。它对效率要求很高，要琢磨的话，市场早就变了。一级市场也一样，你听到某个项目，搞发行搞承销，你根本不用考虑行不行，先去了再说，晚了就没资格了，所以你说的压力一个是意识形态的，一个是体制上的。

　　第四，我们的实力的确还不强大，1000万元的注册资本能干什么？包销真空电子后就没了。

　　所以，在当时，改革成全国性的券商是大势所趋，我们的改革是最后一个。当我们在改革前，万国证券已经是10亿元资本金，我们当时1000万元人民币和500万美元，申银也是10亿元。换句话讲，不改革不行。交通银行系统在当时本身就有集中统一领导的需要。当时各地交行成立了很多证券部，都归各地分行主管，当时交行总行领导考虑整合，在这种背景下整合了，把上海两字拿掉。在海通改制后两年，我便离开了海通证券。

　　转投实业只为实现自我价值

　　理财一周报：离开海通证券后，主要在忙些什么？

　　汤仁荣：一开始也没完全脱离资本市场，最初在陕西待了一年，在山西证券做了一年的总经理。一年后又回到了上海。当时我认为还是原有的体制，不适应。离开山西证券后，也算渐渐脱离资本市场。

　　理财一周报：资本市场是您的老本行，离开后最初的打算是什么？

　　汤仁荣：就想搞点实业。我现在在奉贤建立了自己的产业基地，我的办公室也在那，主要做散热器项目。我始终认为，二级市场对于我们国家经济发展不是直接推动力，国家要强大，只有实业。

　　我们这代人，到一定时候，做事情就不再以赚钱为第一目标，而是实现自我价值。我和阚治东他们每年都碰一次面，他们现在也在从事实业。最近几年碰到阚治东他们，聊起当前情况，我们的理念是一样的，做任何事情必须是有意义，并且是社会有需要，具有远大前景的。

　　现在做实业，并不是纯粹为了积累财富，现在我们财富自由了，所以实现自我价值才是最重要的。

　　历史事件

　　深圳“8·10”事件

　　1992年1月，一种叫做“股票认购证”的新鲜玩意走俏上海滩。

　　5月21日，上交所放开了仅有的15只上市股票的价格限制，引发股市暴涨。由于尚无涨停板限制，沪市一日涨了105%。随后，股指连飙两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中国股市能让人一夜暴富。  

　　8月10日，深圳。“1992股票认购证”第4次摇号。当时预发认购表500万张，每人凭身份证可购表10张，时称有“百万人争购”，不到半天的时间，抽签表全部售完，人们难以置信。秩序就在人们的质疑中开始混乱，并发生冲突。这天傍晚，数千名没有买到抽签表的股民在深南中路，打出反腐败和要求公正的标语，并形成对深圳市政府和人民银行围攻的局面，酿成“8·10”事件。深圳市政府当夜紧急协商，决定增发50万张新股认购兑换表，事态慢慢得到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