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报》研究员 周俊

　　这在上市公司中是一支庞大的队伍。

　　截至2009年末，全部A股上市公司中有768家聘请了前政府官员甚至现任官员作为公司高管。这些公司聘请的前官员总数达到1599人，占A股全部3万多名高管总人数的比重达到5%。从数量上看，国企是容纳前官员的主要场所，占比超过7成。

　　官员辞职下海早已不是新闻，20多年前就已经存在。叶康松1986年就辞官下海，承包山地，被称为“弃官下海第一人”，如今的叶康松已成为美国康龙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此后的官员们纷纷效仿，时至今日就形成了这么庞大的队伍。

　　而对企业而言，处理政府关系的花费可能成为一项庞大的经营成本。为此，它们需要通过一些途径降低这一成本，而对官员的雇用成为最合乎逻辑的选择之一。

　　他们尽管是前官员，但在政府相关机构内仍有盘根错节的关系，这为减少来自政府的政策干预和行政管制创造了很少的软条件，从而能有效减少权力租金成本。而如果上市公司聘用的是现任政府官员，那对于减少权力租金成本的效用则更为明显。

　　官系高管占比5%

　　《投资者报》对全部A股上市公司进行了统计，其中有768家聘请了前官员，总数达到1599人，占A股全部高管总数的比重达到5%。

　　这些前官员中，有275人的原官职为科级及以下级别，其余1324人的官职均为处级或处级以上，甚至有11人为副部级以上高官，他们是：高乐股份战略委员会委员刘名启原为海南省副省长；风帆股份独董张延禧原为农业部副部长；昊华能源战略委员会委员王显政曾为国家安监总局副局长；工商银行独董许善达曾任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兴业银行许斌曾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兖州煤业独董翟熙贵曾任国家审计署副审计长；光大证券董事长唐双宁曾为中国银监会副主席；交通银行监事郑力曾为国家审计署副审计长；中国石油独董崔俊慧原为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法定代表人蒋洁敏则曾为青海省副省长；川投能源独董邹广严原为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公务员编制体系中，一些央企负责人本身即为官员，比如，部级央企负责人是副部级官员等。在本文中，我们不考虑部分央企上市公司负责人的官员性质，统计的仅是原先或目前仍担任行政职务而后担任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官员。

　　官员下海并非中国的专利，西方国家同样普遍存在，比如中国股民熟知的深发展前任CEO法兰克·纽曼就曾任美国财政部副财长。然而，在中国，官员到上市公司任职，却有着更深层的意义。

　　与西方市场经济体制不同，在中国式的市场经济体中，整个经济体的运行缺乏透明，并且，长期而普遍存在着以行政命令代替市场选择、以政策干预代替市场规律、以行政管制代替优胜劣汰的毒瘤。

　　上市公司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突破政策干预和行政管制的枷锁，由此必然产生政府官员的权力寻租，而公司为了降低这种权力租金成本，聘任在政府仍存人脉关系的前官员作为高管团队成员，无疑是实惠而高效的选择。

　　超七成投身国企

　　国企似乎是前官员的聚集地，针对1599名前官员的统计表明，其中，有1142人在国企任职，占总人数的71.4%，而在聘用了前官员作为高管人员的768家A股公司中，有483家公司为国企，占总数的63%。

　　从另一个角度，目前A股市场有980家国企，其中，331家央企和649家地方国企。而聘请了前官员作为高管的国企数量占A股全部国企的比重达到49.3%，而上市民企的比重只有31%，这表明，在国企，聘用前官员的现象更为普遍。

　　相对而言，民企聘用前官员的比重较小，在民企任职的前官员占下海官员总数的比重只有21%，而在768家公司中，民企的比重也远低于国企，仅为30%。

　　很显然，国企聘用前官员作为高管的现象更为普遍，而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型央企仍由政府指派官员担任管理者。出于对支柱产业的控制，以及对经济与金融安全的考虑，目前，我国的大型央企多未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企业的最高层管理者多由政府直接指派。

　　比如，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工商银行、长江电力等大型央企的负责人都由国务院直接任命，一方面，这些大型央企本身就为部级或副部级企业，其正职负责人就具有部级或副部级官员身份，而一些官员在就任央企负责人之前会在地方挂职锻炼，中国石油董事长蒋洁敏在任职前就曾担任青海省副省长。

　　第二，一些政绩不佳的官员被“下放”至国有上市公司担任高管。我国公务员队伍中，由于存在一定的裙带关系，因此，除非发生违法乱纪行为，否则很少有官员因政绩欠佳而被清除，这种情况下，一些政绩不佳的官员很多被指派至国有上市公司任职。

　　比如，中体产业董事长谢亚龙原本是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后任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但众所周知，在其担任足协掌门人任期内，中国足球整体水平每况愈下，联赛组织混乱，无奈之下，其最终被免去官职并指派至中体产业担任董事长，殊不知，这又是一起外行领导内行的管理困局。

　　第三，一些部委机构在改制前为公务员编制，而改制上市后，原官员进入上市公司担任高管，我国原先存在的矿务局、港务局等部门在改制后，局内大量官员进入上市公司任职，由于他们多数具备相当的专业素质，因此这种现象实质上也有利于企业改制后的短期经营稳定。

　　比如，芜湖港目前的20人高管团队中，居然有9人为前官员，占比达45%，不过从履历看，他们中大多数人原先都在营口港务局任职，而后随着改制进入营口港公司。

　　第四，官员自愿进入国企。不可否认，存在大量的官员进入国企任职，一方面，在不考虑官员“灰色”收入的情况下，上市公司高管从报酬方面要优于官员薪资，另一方面，一些官员也可以利用其在政府机构的关系为国企争取更多的利益。

　　比如，华发股份董事长袁小波原本在珠海市先后担任劳动局局长、政府副秘书长，但其后就任华发股份董事长，使公司成为珠海市地产业龙头，无论从拿地，还是从信贷融资，其前官员身份将使得公司具备一定的相对优势。

　　最高年薪663万

　　在A股公司的1599名前官员高管中，有907人在上市公司领薪，他们的平均年薪达到26.2万元。而根据《投资者报》研究部此前的统计结果，A股上市公司高管平均年薪为24.8万元。前官员的年薪较平均水平高出了6%。

　　这些前官员中，年薪最高的是华发股份董事长袁小波，2009年的年薪总额达到663万元，袁小波曾担任珠海市劳动局局长、珠海市政府副秘书长。

　　值得注意的是，华发股份另一名高管副董事长刘亚非也曾在政府任职，曾先后任内蒙古自治区驻珠海办事处主任、珠海市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主任等职，2009年刘亚非的年薪总额也达到341万元，在下海官员中居第三位，仅低于袁小波和招商证券副总裁孙议政。

　　华发股份是一家房地产开发企业，近年来业绩快速而稳定地增长，公司已经成长为珠海地区的龙头地产企业，并且在珠海拥有大量低成本土地储备。我们相信，这样的经营成果与公司两位董事长的政府背景不无关系。

　　前文已经提及，薪酬排名第二的是招商证券副总裁孙议政，2009年总薪酬达到587万元，孙曾在中国证监会上市部信息披露处担任副处长一职。

　　在前官员中，2009年薪酬总额超过100万元的一共有50人，超过50万元的一共有144人。

　　值得注意的是，有692名前官员不在上市公司领取报酬，他们均在上市公司的股东单位领薪。由此可见，这些前官员的利益关系并非完全在上市公司，也有很多在控股股东。

　　最高身价2.3亿

　　在1599名前官员中，有134人持有所在上市公司股票，占总人数的比重为8%。而《投资者报》研究部此前针对A股市场的统计表明，截至2009年末，一共有5152名高管持有所在上市公司股票，占A股所有高管总数的比重为16%。

　　这表明，下海官员的持股比重远低于市场平均水平，我们相信，这与前官员们多集中在国有企业有关，而国有企业一般很少运用股权激励手段。根据《投资者报》统计，到2009年末，A股上市央企中，只有11.4%的高管持有公司股权，地方国企也只有14%，而民企高管中有21%的比重持有公司股权。

　　因此，进入国企的前官员一般都较难获得股权激励，而一些进入民企任职的前官员则获得了股权而身价暴增。

　　《投资者报》对A股公司高管中的前官员持股市值进行了统计，结果表明，四维图新财务总监冯涛持有的公司681.47万股股票在公司上市时市值达到1.96亿元，而随着股价上涨，截至6月29日，其身价也上升到2.36亿元。根据披露信息，冯涛在进入思维图新之前，曾在外交部财务司工作。

　　身价超过2亿元的另一名前官员是现任回天胶业副总经理的吴正明，截至6月29日，其持有的378.46万股公司股票总市值也达到2.2亿元，吴曾是襄樊市下属宜城市纪检委监察综合室主任，而襄樊也正是回天胶业总部所在地。

　　值得一提的是，在持股市值最高的10名前官员高管中，有6人任职的上市公司为民企，这表明，前政府官员在进入民企之后获得的了巨额利益，这相对于进入国企来说要有诱惑得多。而他们能给民企上市公司带来的利益，只会比他们所获得的要多得多，至于这些利益是来自于他们的管理和专业技能，还是来自于其他，就不得而知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一些高管虽然不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票，但通过其他法人股东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票，对于此类情形，我们不予计算其身价。比如，信立泰董事长叶澄海，其虽然不直接持有信立泰股权，但通过信立泰药业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权，按其间接持股量，其身价在公司上市首日超过34亿元。不过，由于统计手段的局限性，对这类高管我们无法了解他们的身价。

　　谁为前官员扎营

　　《投资者报》对A股公司高管团队的前官员人数进行了分析排名。结果表明，交通银行和川投能源的高管团队中均为13名前官员，是A股公司中最多的；其次为南京银行，人数达到10人。

　　而位列第三的有7家公司，它们均聘用了9名前官员。聘用前官员人数超过3名的上市公司一共有184家。

　　在交通银行聘任的13名前官员中，董事长胡怀邦原为中国银监会监事会工作部主任、纪委书记，原审计署副审计长郑力担任公司的监事。

　　而川投能源任用大量前官员则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该公司主业为发电，兼有光缆、软件、硬件等业务，并涉足光伏产业，是四川省投资集团旗下的重点公司。公司董事长黄顺福原为四川南充市市委书记，监事赵德胜原为南充市副市长，总经理杨勇原为四川计委保密委副主任，董事李文志仍担任四川省政府办公厅正处级职务等等。对于川投能源的大量前高官任用现象，详见本期B11版《川投能源：13名“前官员”扎堆》的报道。

　　在南京银行的高管团队中，其董事长林复原为南京市财政局副局长，此外，该行亦有多名高管曾在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南京市财政局、市审计厅等政府机构任职。

　　7家位列第三的非金融上市公司分别是：大秦铁路、敦煌种业、亚泰集团、龙江交通、*ST岷电、华北高速以及营口港。

　　其中，大秦铁路、华北高速、龙江交通、营口港等公司之所以有多名前官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改制所致，铁路局、交通局、港务局等机构内的官员在改制后进入公司，由于他们多具有专业性，因此，这也有利于企业的短期稳定。

　　七成前官员“挂职不干活”

　　将上市公司高管团队分为三类，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经营人员。其中，董事又分为执行董事和非执行董事，独立董事则是非执行董事的一种。在上市公司中，只有执行董事和高级经营人员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

　　根据《投资者报》统计，在1599名前官员中，在上市公司中担任监事、非执行董事的人数居然达到1181名，占比超过七成，达74%。

　　官员下海经商，如能活跃市场经济本无可厚非。投资者也愿意看到一些具有企业经营能力的前高官加入到上市公司高管行列，贡献其在企业经营方面的才智，为股东创造价值。

　　然而，无论从公司层面，还是从官员层面，多数官员弃官从商的目的并非参与企业经营。这印证了《投资者报》之前的判断，企业聘官员并不看重其“工作能力”，高薪聘来挂个闲职，其背后的用意和目的只能意会，不能言传。而作为官员来讲，无需参与经营，自然轻松很多，并且，公司愿意付给他们的薪酬一般要较公务员工资优厚得多。不过，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企业对官员的所求，远比“参与经营”要复杂得多。

　　在1599名前高官中，有467人目前在上市公司的职务是独立董事，有297人担任监事，还有417人在董事会担任独立董事以外的非执行董事。

　　他们带来什么

　　聘用前官员能给上市公司带来什么？对于国企尤其是央企而言，不过是行政任命罢了，而对民企而言，效应一言难以蔽之，更多体现在数据无法反映的层面。比如获得更多的政策倾斜和扶持力度，减少可能遭受到的行政管制，减少公司因违规而受到的监管惩罚等等。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试图通过财务数据来反映聘用前官员带来的好处。除了上述隐性好处，前官员对上市公司还可能带来下述两个方面的实际利益：

　　第一，税收优惠，包括营业税金和所得税。在我国，税收优惠主要有优惠税率、税收减免、即征即退、出口退税等多种形势，前官员的任命可能有利于公司从相关税务部门获得更多的税收优惠。

　　第二，政府补助。各种形式的政府补助可以直接增加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如果经营方面盈利不理想，再加上来自IPO、再融资、退市等方面的盈利压力，政府补助就显得尤为重要。聘用前官员，客观上可以帮助公司获得更多更及时的政府补助。

　　在聘用前官员的A股公司中，我们挑选出高管团队中前官员人数超过3名的184家公司，我们考虑到，大型上市央企对官员的任用具有强烈的行政任命性质，因此，剔除上市央企更有利于分析任用前官员带来的利益，这样的公司一共有134家。

　　针对这134家公司的统计结果表明，它们过去三年的综合营业税金率只有2.5%，远远低于3.2%的A股公司平均水平；它们的实际所得税率平均为21.2%，较A股平均值低了1.2个百分点。

　　由于财务报表不单列政府补助额，而将补助列于利润表中的营业外收入科目中，我们对该科目进行统计，在过去三年中，上述134家公司平均每家公司每年的营业外收入达到4273万元，而以同样的方法统计A股市场，每家公司每年的营业外收入却只有2792万元。

　　这些数据表明，上市公司中的前官员使企业在税收、政府补助等方面获得了更多的好处，对于企业而言，仅仅这些看得见的好处就能覆盖聘用前官员的代价。

　　引发权力寻租隐忧

　　如今，官员下海从事自己原来所管辖行业的情况逐渐增多，他们很容易就利用自己的资源和关系提前获得商业信息，从而在市场交易中独占鳌头，这引起人们对于权力寻租的担忧。

　　这在证券业尤为突出。统计结果表明，有34家公司的高管团队中包括了23名前证监会官员。对于这一现象，详见本期B10版《23名前证监会官员“下凡”34公司任高管》的报道。

　　大多数前证监会官员受聘的职务是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占比达到三分之二。比如，原福建省证监局局长魏书松担任阳光城独董，证监会武汉证管办杨汉刚在东湖高新和凯乐科技任独董，此外，还有多名地方证监局高官在上市公司任独董。

　　一些证监会前官员也在上市公司任独董以外的职务，比如，原证监会上市部信息披露处副处长孙议政现担任招商证券副总裁，证监会机构监管部检查二处副处长胡世明现任光大证券助理总裁，证监会成都稽查局案件调查处处长于宏卫现任西藏发展总经理等等。

　　证券市场的内部消息总会引来股民的强烈关注，但其真真假假又让普通股民陷入迷惘。证监会的官员们所掌握的是货真价实的内幕，因为他们太熟悉业内的运作规律，又有专业知识和内部关系，因此他们一旦利用这些优势下海，公开、公平、公正的交易环境就会面临着被破坏的危险。

　　前车之鉴已有不少。最著名的案例莫过于银河证券前总裁肖时庆。他在证监会和证券公司之间两进两出，最终迎来的是一纸逮捕令。

　　另一个例子是，2009年2月，《投资者报》在调查吉林制药黑幕中发现，该公司聘用了当地证监局两名前官员担任独立董事，并以此规避公司操纵股价等违法行为可能导致的监管和处罚。

　　虽然目前政策对政府官员下海的“冷冻期”有着明文规定，但一些官员下海既没有“冷冻”，也没有规避行业，这必然存在让权力转化为金钱的土壤。如何让官员下海能真正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是带来更多的不公平竞争，这恐怕是组织部门需要思考的问题。